为了健康身不由己
有病乱求医，当时什么也顾不得，只要能治好病花多少钱都没概念了。一套检查下来，心外科并没有检查出病因。出院时，去神经科治疗，之后又是住院及一系列自己看不懂的检查项目。几天下来便花费了两万余元，最终被告知自己患的是更年期综合症，需要调养即可。[1]
要尽孝道只要能给父亲治病，花再多的钱，做儿女的都心甘情愿。
“就是觉得父母把他们养这么大非常不容易，虽然得知父亲的病情治疗也没什么用，但总算是尽了做子女的一份孝心，将来自己心里也好受些。 ”徐先生表示。
他觉得既然选择来医院看病，就要信任医生，而自己又是个“医盲”，医生说什么自己遵从就是了。只要账单中没有明显出格的情况，他都能接受。[1]
难以界定全面检查需要患者理解
救死扶伤是自己的职责，作为医生，就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病人服务，但是医务人员更希望得到广大患者的信任和理解。 “过度诊疗”定义虽然很明确，但在现实中却又是非常难界定。[1]
一方面医生需要为患者负责，凡是药品一般都有毒副作用，很多病症相似，每个患者特别是老年人的体质也不尽相同，医生需要通过相应检查的数据来确诊，然后根据患者体内的酸碱平衡、肝脏、肾脏等代谢器官的功能标准选择相应的治疗方案；另一方面中国的医疗事故条例实行“举证倒置”，医生为了避免漏诊或误诊，减少不必要的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也会要求患者做全面检查，使自己的诊断有更全面、充足的依据；再者，尽管同级别医院之间的检查结果可以互认，但如果是别的级别医院，如三级乙等或者下面县乡医院的检测结果，则不能被认同，患者也需再次花钱检查。[1]
相关建议学点医学常识紧张的医患关系是在长期矛盾累积之下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缓解这种紧张关系，想必也非一日之功。在各种制度完善之前，在信任危机化解之前，患者能想到并做到的就是让自己“久病成医”，甚至“不病也成医”——学一点必要的医学常识比什么都来得更有效更实际。
学点医学常识有主动和被动。主动学，当“大事”来临时不糊涂，能够有自己的判断。而被动学则是那些“久病成医”型的人群。当疾病缠身，“学费”交了一大堆后，渐渐悟出了些“道道”。无论何种形态，懂点就比不懂强，学点就比不学强。[1]当然，自己掌握医疗知识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得依靠医改的成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适合对医院的业绩考核，“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是根本。因此，对“过度诊疗”的任何质疑声，说白了都是在促进医院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面对质疑，各方冷静倾听，积极整改才是上策。[1]
建立临床路径发布病种临床路径避免出现“大处方”
2010年3月，卫生部办公厅发布对心血管系统6个病种临床路径和对肾脏内科专业4个“临床路径”的通知。分析人士认为，这相当于规定了一些常见病种的治疗“模式”，避免出现“大处方”。
所谓临床路径，即针对某一疾病建立一套标准化的诊疗模式与治疗程序，病人从进入医院起，所有检查、治疗、用药等都有规则可循，有了透明规则，可以实现“同病同治”，如此一来，大处方乱收费也有望得到避免。改革成功后，理想的状况是，患者无需再接受“无数检查齐上阵”的排除式诊疗，多数病症都将遵循已定的临床路径，诊疗成本也经过科学测算。[1]
这样的临床路径出台的背景是配合公立医院改革和医改的推进，目的是为了提高诊疗效率，降低患者的医药费用，被专业人士认为可以终结“过度医疗”现象。然而，也有观点认为，这种临床路径的操作性和执行效果还有待观望。[1]
建立核查评价有临床医生指出,“临床路径”主要针对单病种，但就诊的患者很可能同时患有多种疾病，或者病情复杂，如果完全按照“临床路径”来治疗，难免太机械化，不利于实际救治。
此外，单纯依靠临床路径的实行是否就能切实限制医生开“大处方”？如何防止在临床路径的制定中就存在猫腻？解放军301医院原院长朱士俊表示，解决上述问题，都需要有力的第三方监管机构和提高医务人员收入的措施“双管齐下”，反过来说，在治理“过度诊疗”的同时，也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出现“诊疗不足”，归根结底，临床路径的成功实施需要及时建立对医院诊疗效果的科学核查体系和质量评价体系。[1]
公众期盼北青报：抵制“过度诊疗”需要点滴坚守
两则关于医生的新闻，相继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一则是退休后仍坚持坐诊27年、“用便宜药治大病”的“良心医生”胡佩兰辞世，数百人自发为她送行；另一则是勇于举报“过度诊疗”和贪腐情况的兰越峰，被迫沦为“走廊医生”，但赢得广泛赞誉。
无论是坚持开便宜药的胡佩兰还是抵制“过度诊疗”的兰越峰，她们传递的价值取向只有一个：让民众能够少花钱、看好病。这样简单而笃定的信念能够在殊为不易的坚持中延续，令人敬佩，值得赞叹。
两位医生的事迹所引发的社会反响，折射了公众对净化医疗环境的期盼。医务行业不乏如胡佩兰、兰越峰般尽责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兢兢业业地履行着救死扶伤的天职，维护着医生职业的圣洁。但也有少数医务工作者出现了理念偏差、价值错位，开“大处方”、做“过度诊疗”、收受患者“红包”，为医生群体抹黑，加剧了患者对医疗质量的猜疑。
医者仁心，仁者爱人。没有一颗关爱众生的大爱之心、悲天悯人的职业良心，就可能把医疗服务等同于一般商业活动，千方百计从患者身上攫取收入、奖金。“大处方”“过度诊疗”“红包”等现象，反映的不只是一些医生的职业道德问题，还有管理部门履行职责的问题。
多些责任消除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离不开胡佩兰、兰越峰们的点滴坚守，更需要广大医生集体行动。社会转型时期，医疗保障水平偏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客观实际，使得“看病难、看病贵”的状况很难迅速消除。医务工作者应对患者多一些感同身受的体谅、少一些“钱到病除”心态；多一些责任情怀、少一些敷衍塞责。
医患之间，和则两利。实际上，与胡佩兰、兰越峰一样，始终有医务工作者在用行动践行希波克拉底誓词，向医疗服务不正之风说“不”。在北京，华益慰从医数十年坚持“不拿一分钱，不出一个错”；在武汉，王争艳始终坚持用“小处方”治病；在贵州，李春燕怀揣大把患者欠条坚持为苗乡村民送医送药……塑造医疗服务新风尚，广大医务工作者大有可为。
期待监管国家卫计委、发改委、财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意见》，从监管层面明确了整治要求。期待各地采取措施加强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执业校验与监管，规范诊疗服务行为；强化对医疗机构收费行为的督察，严格规范开方用药。多管齐下，纠正不正之风才能形成更大合力、收到更多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