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本属于中国工人的杂志，《中国工人》的主角永远是缔造大国重器的荣光一代，永远是中国制造流水线上的辛劳面孔，永远是匆匆奔跑时刻不歇的外卖骑手，永远是默默坚守着劳动岗位的每一个人。《中国工人》关注每一位劳动者，为他们发声。?
在有限的图片和文字里，《中国工人》尽力呈现更多元、更真实的中国工人形象，让所有劳动者都能够有其所有，得其所得，被平等相拥，被温柔以待。每一期杂志，设有多个精彩栏目：深度报道、大国工匠、图片故事、非虚构、论坛、报道……
2020年7月，赵晓卉在新一季《脱口秀大会》突围赛表演时，将接受《中国工人》杂志的访问经历编进自己的新段子中。在她的段子里，工人故事和工厂生活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洋溢着另一种生动和真实。《中国工人》对赵晓卉的采访，不仅仅是报道一位喜爱脱口秀的劳动者，更重要的是试图探讨和传递工人、工厂在大众语系中的形象塑造。?
有态度活动和竞赛，作为职工感兴趣的话题，也是《中国工人》一直关注的内容。
2019年12月，《中国工人》杂志承办了“新中国70年最具影响力班组”发布活动，在现场发布了10个“新中国70年十大经典班组”、10个“新时代最具影响力班组”和50个“新时代特色品牌班组”。活动现场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优秀班组的影像。那些浓缩在经典班组的传统，那些浓缩在最具影响力班组的精神，那些浓缩在特色品牌班组的智慧，无不显示着新时代继续推进班组建设的重要价值。?
2020年2月，《中国工人》杂志联合46家全国工会主要新媒体共同开展的全国职工新冠肺炎防控知识线上有奖竞答活动圆满收官。活动历时5天，共计有152万人次职工参与了线上竞答。在防控疫情的关键时期，这场线上有奖竞答活动帮助职工用知识武装头脑，共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有深度当“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成为全民话题时，《中国工人》采访了一批新型就业者，聚焦他们的变局与新局。比如外卖小哥赵磊（化名），他是众包平台外卖员，虽然接单自由，也不被拖欠工资，但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好职业。“当外卖员做了好事平台就会宣传这是自己的员工，一旦出了事就急于撇清关系，说我们是第三方外包的。”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促使赵磊建立了骑士联盟，并每天不间断拍摄视频。他希望大家能团结起来，让外卖骑手的遭遇被看到，让外卖骑手的诉求被听到。?
对此，《中国工人》也给出了解局方案——“三新”领域及其劳动者既需要空间，也需要监管，更需要保障。系统性的困境，也应给予系统性的解决，它不仅关乎从业者和企业，而且关乎每一个人。
信息简介发刊词作者：毛泽东
《中国工人》的出版是必要的。中国工人阶级，二十年来，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成了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联合农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斗争，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这个功劳是非常之大的。但是中国革命尚未成功，还须付出很大的气力，团结自己，团结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这是极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这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责任，这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责任。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但是必须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阶段，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所以，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
《中国工人》将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报道工人阶级抗日斗争的实际，总结其经验，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努力。
《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
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
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以上，是我的希望，就当作发刊词。[1]
现在，《中国工人》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管，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主办的国家级期刊，致力于关注劳工权益和工会发展，多年来已经在学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
周刊《Time》是美国影响最大的新闻周刊，有世界“史库”之称。1923年3月由亨利.R.卢斯和布里顿。哈登创办。该刊的宗旨是要使“忙人”能够充分了解世界大事。并辟有多种栏目，如经济、教育、法律、批评、体育、宗教、医药、艺术、人物、书评和读者来信等。是美国第一份用叙述体报道时事，打破报纸、广播对新闻垄断的大众性期刊，覆盖面遍布全世界。群体荣誉 2009年，“中国工人”作为一个群体入围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亚军”。
时代代表“时代”中国工人代表
《时代》刊载的“中国工人”影响和个人故事，全部来自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的一家LED企业。
这是4位普通的女工，初中毕业或者初中没毕业，热情淳朴，或开朗或腼腆。这一次的“出名”对她们来说是个意外，大多数都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家人。面对逐渐增加的媒体，她们的想法是“以后最好不要在上班时间来采访，周末怎么采访都行”，原因只有一个：担心影响工作。
在中国，有那么多聚集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为什么是深圳？为什么是她们代表“中国工人”？因为“普通”，但“普通”之中保存了很多闪光的特质。4位女工，踏实、勤劳，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尽管这样，她们还是充满希望。所有的愿望，她们都坚信努力可以实现，哪怕要晚一点点。
肖老大31岁，湖南邵阳人，
公司主管，初中学历
1995年，17岁的肖红霞到广东潮州打工，一年后到深圳。2003年，她来到现在的公司担任管理工作，一呆就是6年。肖红霞是她们当中少有的能与子女一起生活的人，虽然儿子读小学每学期的借读费高达4000元。
黄冬艳35岁，湖南邵阳人，
生产组长，初中没毕业
黄冬艳1998年到东莞打工。2002年，她到深圳开餐馆但赔本了，在肖红霞的介绍下到现在的公司工作。现在是生产组组长，负责焊线工作。
黄冬艳有两个孩子，一女一男。她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回家，为了省钱，每次通话都很短。她的愿望是，三四年后能全家团聚。
彭春霞21岁，湖南邵阳人，
普通员工，初中毕业
2005年，17岁的彭春霞和姐姐到深圳打工。
彭春霞爱笑，腼腆，平常爱看电视、听歌。同事大姐开玩笑地爆料，说她今年的愿望是找一个男朋友，更长远的目标是嫁一个好老公。她害羞地承认了。
邱小院26岁，广东梅州人，
生产组长，初中学历
1999年，初中毕业后仅一个月，16岁的邱小院到深圳打工。2002年，她来到现在的公司工作。邱小院很乐观，信奉“只要踏踏实实工作，生活自然会好起来”。最近的期望是，将3岁女儿接到深圳读幼儿园。
背景每年能够入选《时代》年度人物多是世界上经济、政治领域的超重量级人物。作为美国影响力最大的新闻周刊，美国以外的国家很看重《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其中包括中国。2009年世界经济萎靡不振的背景下，"中国工人"的形象在《时代》年度人物榜上有名。在深圳一家LED工厂，《时代》周刊的记者遇到了一群年轻的男女，他们都是外地来深圳的务工人员，同时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文章配发了7名来深建设者的照片和他们简短的故事。肖红霞、彭春霞、黄冬艳、邱小院、李春英、邓涛、曹彬……这群来自深圳的普通工人成为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中国工人的代表，一夜之间，他们的笑容传遍了世界。此后中国各地的许多媒体也先后对这些工人进行了报道。
访谈“时代”中国工人摄影师宋朝访谈
简介为《时代》周刊拍照片
——访青年摄影师宋朝
在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年度人物评选结果中，“中国工人”以群体的形式获得提名，并且处于亚军位置。事后就有人评论：当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工人”的时候，我们的摄影记者把镜头依然朝向他处。但事实上，“中国工人”肖像的拍摄者并非国外摄影记者，而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就是青年摄影师宋朝。
起因记者：《时代》周刊是怎么找到你的？
宋朝：《时代》周刊对于“中国工人”这组题材的拍摄最初的灵感来源是我的那组摄影作品《矿工》，联系我的编辑曾在国外看到过《矿工》展览。她直接通过邮件联系到我，从而有了这次合作。
记者：对于中国工人这一群体被《时代》评为2009年度人物，这个结果出乎很多人意料，作为摄影师，你个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宋朝：众所周知，本次年度人物冠军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显然，经济问题是《时代》09年度人物评选的核心话题。同时，《时代》09年度人物评选结果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这一个体和中国工人这一群体同时上榜，这意味着在他们看来，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而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稳定增长，顺利保八，中国经济能取得如此成绩，是中国高层的英明决策和中国工人群体的勤劳付出的共同努力的结果。
拍摄细节记者：怎样选取拍摄对象，与他（她）们沟通？
宋朝：这个由《时代》驻中国的编辑提前联系和确定，但具体的拍摄对象是随机抽选的，并非特别指定。由于这组工人作品针对的不是人物个体，而是作为中国工人这个大的群体概念而呈现。因此，没有刻意强调人物的个性部分，而是很客观地展示了他们的共性特征。
记者：你如何评价自己这次的作品？
宋朝：尽管在拍摄的形式上类似于《矿工》，但由于跟被拍对象缺乏相应的感情基础和充分的沟通与交流，因此，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遗憾。但总的来说，效果还是比较满意。与媒体合作毕竟有别于个人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需要和编辑不断地沟通和完善的过程中实现。因为编辑和公众的反馈信息才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
记者：为什么拍摄黑白而不是彩色照片？编辑对照片的具体要求？
宋朝：在我看来，黑白影像能过滤掉一些干扰主题的色彩信息，而更有助于强调统一的群体概念。这一整体概念也恰恰是编辑所需要的。同时，在技术层面上讲，编辑主要要求4*5大画幅黑白高品质影像。对于其他方面，并未做太多要求，也给我留出了足够的发挥空间。
记者：拍摄周期有多长，是否遇到过困难？有没有助手？《时代》是否给予了帮助？是否在
影视拍摄？是否
自然光源？
宋朝：前期沟通策划、筹备、拍摄、后期，大概经历了半个月时间，很顺利！在沟通、拍摄、后期各方面，都由相应的助手来协助完成。《时代》在拍摄过程中也安排了一名编辑和翻译来协同我的工作，期间组织工人等相关工作由他们协助完成。由于事先无法对拍摄现场进行了解，所以我们准备了户外自然光和室内人工光两套拍摄方案，由于现场条件所限，最终选择在室内进行，以事先自制的巨幅白布为背景，人工光源，顺利拍摄完成。
国外拍摄记者：有不少人误以为这组照片是外国人拍的。在你看来，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是什么？
宋朝：一方面，在这件事情上媒体关注的焦点是在于年度人物本身，而并非影像背后的摄影师；另一方面，从以往看来，一些大的专题，《时代》使用的摄影师大部分都是他们多次合作的本土摄影师。因此，在大家的意识惯性中，会认为是国外摄影师所拍摄。
记者：中国摄影师为国外刊物拍片，目前这种情况多吗？估计将来的趋势呢？
宋朝：目前来讲，的确不算多。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以往，国外主流媒体一般不轻易使用对于他们来讲比较陌生的摄影师。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国际上地位日趋增强，并逐渐成为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从而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报道也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在努力地寻找中国本土的摄影师来合作，其中也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节约拍摄成本，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摄影师比他们更了解中国。
记者：为境外杂志拍摄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与编辑和记者的沟通；自由度、时效等）
宋朝：首先，要明确政治立场。在合作之前一定要确定该媒体报道这个事件的立场与自己立场是否相一致，然后才能进一步沟通合作方面的问题。拍摄前期的沟通工作非常重要，遵循编辑对该专题的拍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拍摄方案并发挥创造力，往往会给编辑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另外，拍摄器材、场景、道具的选择以及后期制作等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
记者：之前为国外媒体拍摄的经历？他们通常需要什么样的摄影作品？
宋朝：之前与美国的《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纽约时报）、《Time》（时代周刊）、《Artforum》（艺术论坛）、《GQ》，法国的《OE》以及意大利的《ZOOM》以及FABRICA创意传播中心等媒体机构合作。因为所关注的领域（包括题材和人物等）不同，不同门类杂志对于摄影作品的拍摄要求也不同。就我个人来讲，我所拍摄的方向多以环境中的人物肖像为主。列举一下拍摄的某一组艺术家的照片，编辑的要求，谈个两三句即可。2007年《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系列，编辑要求通过画面能够明确被拍对象的身份，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结合作品强调各个艺术家不同的精神状态与特征。如图（范迪安、皮力、管艺、侯翰如等）以及深圳工人系列等等。
价值展现记者：被收藏、展览和刊载在著名媒体上，你更喜欢以什么方式呈现作品？哪一种对你来说是更主要的方式？还是差不多？
宋朝：应该根据作品的题材去决定吧！对我个人来说，目前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专门与媒体合作拍摄的作品，更多的是一种商业行为；另一种是个人独立创作作品，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和个人观点。该类作品主要是通过画廊运作、展览展示，博物馆收藏等呈现方式来体现其相应的价值。对于我来说，其实二者并不冲突，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记者：你认为摄影师应该如何在图片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你认为在图片市场中自己主要的方向？或者期待值？
宋朝：摄影师有各自所专注的摄影方向，那么，其影像作品价值所体现的途径也各不相同。因此，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明确自己所专注的摄影方向。例如：新闻、纪实、商业、艺术等等摄影，各有各的市场渠道和规则。就目前而言，我在商业合作过程中所接触到的不同领域的人和事，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开拓我的思维，并作用于我的个人创作；而在每次的商业合作中，我往往又会以艺术创作的思维来反作用于每一组商业影像。
——转载自2010年3月《摄影世界》
事件评论中国工人意外获得了美国影响最大的新闻周刊《时代》的关注，当选2009年年度人物亚军，而且还是今年榜单上的唯一一个群体。《时代》在评价时说，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
勤劳、坚韧，这是《时代》眼中中国工人的性格，同时也正是数亿中国工人的真实写照。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肩头上的重任，更不敢把自己抬高到拯救全球经济的地位，但恰恰是他们，“抛妻离子，背井离乡，进入城市里辛苦地劳作，他们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
《时代》年度人物被认为是时代最重要的“领导者”，中国工人获得认同的背景是，《时代》周刊把今年的年度话题锁定为“经济衰退”，而中国工人通过“中国制造”引领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经济的再衰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精英云集的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最终居然要由默默无闻、身份平凡的中国工人来力挽狂澜，创造复苏奇迹，两者之间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然而，中国工人仅仅只是获得了《时代》的认同，却并没有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工人，越来越不被人看好，究其实质，与当前社会的利益分配和身份认同有关。
工人，现在基本上成了流水线操作者的代名词，是不需要多高技术的作业者，于是工人们的“低工资”就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劳动力的成本优势。而且多年来，工人的劳动报酬几乎不见增长，欠薪时有发生。同时，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等和其他社会阶层存在不少差距。这样一个利益分配现状，决定了工人的社会地位相当低下。
计划经济时代，工人“老大哥”的身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一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唱出了那个年代的工人的优越感和自豪感。然而，随着社会的转型，工人虽然仍是财富的创造者，但社会地位却今非昔比。尽管很多城市高级技工一“工”难求，但很多人仍羞于做工人。
工人不被社会认同，实际上是个相当危险的信号。我们正处在一个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转型时期，这决定了工人是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毕竟城市化、现代化的推进都离不开工人的劳动和创造，他们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实体经济和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时代》的评价——“在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工人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就是一个例证。
中国工人需要时代的认同，这不仅仅是善待“时代领导者”的情感需要，更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理性需求。但要重拾工人的身份认同，又谈何容易。它需要的不只是利益分配机制的变革，包括建立持续的工人收入增长机制，在社会保障上向工人倾斜；还需要缩小社会的阶层差异，消除附着在身份之上的各种观念、文化。
如何从美国《时代》对中国工人的评价中获得启示，给予中国工人应有的时代认同，社会当有所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