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吉尼玛半身照
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1883—1937），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本名仓珠嘉措，法名全称罗桑图丹曲吉尼玛格勒南结贝桑布，简称曲吉尼玛，中国前藏达布地方噶夏村人。刘家驹的《班禅大师全集》说，“寄父名当珍，母名当琼措姆”，“班禅生而母哑”。八世班禅丹白旺修去世以后，扎什伦布寺派出代表多人，寻找转世灵童，结果在西藏地方找到了三个“灵童”。遵照清朝政府批准择定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正月15日，在布达拉宫皇帝牌位前面，举行金瓶掣签仪式，从金瓶中用象牙筷子抽出一名，是达布地区的仓珠嘉措的名字，于是就认定为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当天在布达拉宫的日光殿上，九世班禅拜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为师，剃发取法名为吉总罗桑曲吉尼玛格勒南结贝桑布，简称曲吉尼玛。
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正月初三日，九世班禅在扎布伦布寺坐床。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给九世班禅授了沙弥戒。为了祝贺九世班禅坐床，清朝政府特赐白银一万两，由四川总督刘秉璋由“司库提领”，“派员迅速解往”。九世班禅坐床以后，特派堪布罗布藏荣垫前往北京，向慈禧太后和清德宗“谢恩”。
清朝末期曲吉尼玛照片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由十三世达赖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给九世班禅授了比丘戒。同年五月初十日，九世班禅由拉萨返回扎什伦布寺。九世班禅从出生到受比丘戒这一时期，正是英帝国主义者向西藏地区进行军事侵略时期，也是西藏僧俗人民进行英勇的抗英战争时期。第一次抗英战争发生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当时英国人全部占领了哲孟雄（锡金），已于西藏接壤，西藏方面为了阻止英人入侵，在与哲孟雄接壤的隆吐地方，构筑防线，不准英人逾越。为了表示西藏僧俗人民的抗英决心，光绪十三年（1887年），西藏三大寺、扎什伦布寺、西藏地方政府的七品以上全体官员，向驻藏大臣文硕上了一道公禀，声明“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当时的驻藏大臣文硕忠于职守，站在西藏人民一边，全力支持他们的抗英正义斗争。但是，由于当时清朝政府执行对外屈服政策，加上英国的新式武器与藏军的弓箭刀矛和火枪的相差悬殊，隆吐防线被英军攻占。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抗英战争。在第一次抗英战争中达赖方面和班禅方面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达赖方面是由三大寺出面，班禅方面是由扎什伦布寺带头出面。开赴前线的藏军中，也有班禅管辖地区的民兵。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元月4日，英军攻占春丕，6日攻占帕里。4月11日英军进抵江孜，在此双方又发生激烈的战斗，江孜堡垒被毁，藏军损失很大，英军也死伤不少。这就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江孜保卫战。8月初英军攻占拉萨。十三世达赖在英军抵拉萨的前夕，为了避免被英军俘获，被迫出走，经过青海，到了外蒙古。对此，驻藏大臣向清朝政府的奏摺中“弹劾”十三世达赖“平日跋扈妄为，临事潜逃无踪，请褫革达赖喇嘛的名号”。清朝政府回电：“著即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摄”。
然而，九世班禅是有政治远见、顾全大局的。他考虑到十三世达赖离藏期间，由他代理达赖的职权，只会增加他们之间的隔阂，对西藏内部的团结是很不利的。因此，九世班禅接到驻藏大臣的通知后，以“后藏为紧急之区，地方公事须人料理，且后藏距江孜仅二日程，英人出没靡常，尤宜严密防范，若分身前往前藏，恐有顾此失彼之虞。”没有接受要他前去代理达赖职务的要求。
英帝国主义者担心十三世达赖逃亡蒙古之后会与俄国的关系更加紧密，从而影响其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于是想要在达赖回藏之前争取班禅的支持。锡金政务官惠德（J.C.White）认为，为了让九世班禅更坚定地站在英国一侧，最好的方式就是邀请他造访印度。在江孜留驻的鄂康诺大佐（W.F.O'Connor）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9月22日，率英军50余人到达日喀则，并拜访九世班禅。九世班禅很有礼貌地接待了鄂康诺。在接见中，鄂康诺提出让九世班禅赴印度。班禅当即回称：我往印度不难，但须禀陈钦宪，奏知大皇帝殊批照准，方可起程，否则难以从命”。鄂康诺认为没有必要事先征求朝廷的意见，而英国会保证他的安全。并且以英军要占日喀则和扎什伦布寺为由进行威胁。在此情况下，九世班禅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10月12日接受邀请，同意离日喀则去印度。离开前，驻藏大臣虽然竭力劝班禅不要离开日喀则，但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于是清政府外务部“电达驻印钦使及印督等，班禅来印赴会则可，若逼令干预藏事，即令班禅亲自画押，盖用印信，均作为废纸”，迫使印度总督敏托勋爵（Lord Minto）确保不与班禅商谈任何政治条约，并使惠德等人放弃将英国贸易代表从江孜移驻日喀则的打算。九世班禅到印度加尔各答后见英国太子时，鄂康诺要班禅跪拜，“班禅未从，当称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仍行执手常礼。”
在加尔各答，班禅乘坐着御赐的轿子出行。在拜访菩提伽耶等佛教圣地后，九世班禅一行1905年12月返回江孜，在江孜休息两天后返回扎什伦布寺，受到清政府官员的隆重欢迎。这次班禅赴印，未做丝毫有损中国主权的事情，英国扩大在高原影响力的企图失败了。1906年，印度总督敏托罢免惠德，并派遣新任锡金政务官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拜访日喀则，象征着英印政府拉拢班禅政策的终结。
1909年（清宣统元年）4月15日，十三世达赖又自塔尔寺启程，八月初八日到达西藏北方的重镇那曲（黑河）。九世班禅从扎什伦布寺远道前来那曲，欢迎达赖回藏。与此同时，川军入藏，对此达赖不满，遂与驻藏大臣发生尖锐矛盾。按理讲，驻藏大臣要求清朝政府派官兵入藏，清朝政府也予以批准，是正当的，因为西藏是大清帝国的领土，迭遭英帝的侵略，为了保卫边疆，巩固国防，中央政府有权也应该派遣军队进驻西藏。但是，在1910年“川军前队抵拉萨，联豫（驻藏大臣）派卫队迎之。卫队归途开枪，击毙巡警一名，大昭寺之济仲大喇嘛于琉璃桥畔饮弹而亡，卫队又向布达拉宫开枪乱击，僧众亦有带伤者，一时全城震动，人心不安，达赖恐遭危险，即挈其左右逃往印度。”（见朱绣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因十三世达赖出逃印度，驻藏大臣联豫紧追不舍，于是达赖由亚东，逃到了印度大吉岭，受到英国官员的“热诚接待”。对此清朝政府又根据驻藏大臣的建议，宣布“革除”达赖名号，并要另找灵童代替，引起很大震动。但清政府不愿收回成命，只令驻藏大臣联豫派人前去印度，设法劝说十三世达赖回来。
直到1912年（民国元年）袁世凯发表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的命令。同时，也加封了九世班禅，加封令是1913年（民国二年）颁发的，全文是：“大总统令，据班禅额尔德尼称，久仰中邦，实沾德喜。凡在我属汉边官军民等，借饷筹食，无微不至等语。该额尔德尼实赞共和，效忠民国，维持藏事，备著勤劳。本大总统实深嘉慰。应即加封致忠阐化名号，以彰民国优待忠勤，尊崇黄教之意。此令”。
民初时期1935年5月，曲吉尼玛访沪
九世班禅接到加封命令后，向袁世凯写信表示感谢：“癸丑年，番三月二十五日，陆委员兴祺专人至招，蒙大总统加封致忠阐化名号，谨在扎什伦布寺内，恭设香案，敬叩祗领跪谢。致忠阐化班禅额尔德尼谨呈”。1912年，十三世达赖从大吉岭回藏以后，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其原因是：1915年，达赖在日喀则设立了基宗（相当于内地的行政专员公署），任命僧官罗桑敦主、俗官木霞二人为基宗（后藏总官）。基宗的职权很大，他们除管辖达赖在后藏的所有宗溪之外，也管辖班禅所属四个宗和所有溪卡，这就侵犯了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在设立了基宗之后，即向班禅辖区的百姓征收与摊派军粮税款和乌拉。这样就使班禅与达赖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1916年班禅写信给达赖，指出基宗干涉寺政不当，并要求会晤，解决问题，达赖复信拒绝。
到了1919年春，达赖同意班禅去拉萨会晤，但无结果。这样，一直到了1923年，班禅命令扎什伦布寺的几个负责官员前往拉萨，这几个官员到拉萨后，未经审问，即被投入监狱。当班禅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是大祸临头的先兆，如不逃走，势将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立即决定，向内地出走。但他怕日喀则基发觉，作了必要安排。
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禅领侍从15人，向北出走，无人知晓。三日之后，即11月18日晚，九世班禅的苏本堪布罗桑坚赞等100余人乘月色逃出，追赶班禅，疾行五日夜，才会合一起，直向藏北羌塘前进。由那里越唐古拉山脉，即入青海境内。
1924年农历5月4日到达兰州，甘肃督军陆洪涛率领官员、军队数千人在兰州郊外迎接。班禅经过的街道皆用黄布铺路，扎了彩色牌坊，“备极庄严”。北洋政府大总统曹锟特派李乃芬为“迎护专员”，率卫队百人由北京前来兰州欢迎。从此，九世班禅在国内各地流浪了整整十四年之久。
抗战爆发1937年，当九世班禅回藏受阻以后，仍将行辕设在青海玉树大寺的甲拉颇章时，当时日军已侵占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抗战形势日趋严重，班禅即从玉树捐献三万元，购公债二万元，并动员行辕全体同仁踊跃捐款，汇集前方，慰劳抗战将士及救济伤兵与难民。并在玉树寺诵经祈祷抗战早日胜利。同年11月4日，九世班禅饮食难进，每食即吐，左肋剧育，不能安卧，而且日趋严重。到12月1日，在玉树大寺甲拉颇章宫内圆寂，享年五十四岁。1941年2月4日，九世班禅灵柩运到后藏，在扎什伦布寺建宝塔供养。
人物评价曲吉尼玛坐像
九世班禅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斗争的一生。九世班禅不仅佛学造诣极深，而且政治上也很成熟。早期他与十三世达赖共同领导了抗英斗争，晚年又积极从事抗日斗争，可说是一位勇敢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士。至于他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维护，更是始终一贯，坚持到死，在西藏宗教上层人物中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九世班禅尼曲吉尼玛，是西藏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反帝爱国领袖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