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包括左江、在江和红水河流域的百色、恩阳（今属田阳县）、奉议（今属田阳县|、恩隆（今田东县）、思林（今属田东县）、果德（今属平果县）、隆安、向都（今属天等县）、东兰、凤山、凌云、都安、那地（今属天峨县和南丹县）、镇结（今属天等县）、龙州、上金（今属龙州县）凭祥、宁明、崇善（今属崇左县）、左县（今属崇左县）、雷平（今属大新县）、龙茗（今属天等县）、养利（今属大新县）、思乐（今属宁明县）、明江（今属宁明县）等县和那马（今属马山县）、隆山（今属马山县）、天保（今属得德保县）、万承（今属大新县）、河池等县部分地区。
1921年6月，壮族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在他的家乡东兰县武篆，开始发动农民运动，组织了改造东兰同志会，号召群众“打破不平，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实现社会革命”，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1925年，中国共产党开如在广西建立党组织，1926年8月成立了右江地区恩（隆）奉（议）特别支部，成为右江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农民运动更加迅猛发展。到1926年下半年，在东兰、百色、奉议、恩隆、思林、思林、果德、凤山等地，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和自卫军，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地主武装，使右江地区出现了轰轰烈烈的的农村大革命局面。1928年6月，在各地党组织逐步恢复的基础上，在贵县召开了中共广西特委扩大会议，中共中央代表恽代英参加了大会。后成立了中共广西省委。此后，在广西省委（1929年又改为中共广西特委）领导下，左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了新的起色，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1929年6月，新桂系军阀在蒋桂战争中失败。广西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掌握广西军政大权。他们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党中央便利用这一机会，派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龚鹤村、李谦等一批共产党员到广西，以邓小平为中央代表，负责广西党的工作，陈豪人为广西军委负责人，具体负责起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同年9月，在南宁津头村召开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加强城市工人运动，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正当广西革命形势好转的时候，俞、李急于公开宣布反蒋，结果不战而败。在此风云突变之时，邓小平和陈豪人当机立断，决定把共产党掌握的武装斗争拉到左右江地区，与韦拔群、黄治峰等领导的农民运动结合，开展武装斗争。
1929年(民国十八年)12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广西前敌委员会在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下，领导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队以及右江农民军，于百色、恩施举行的武装起义。 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一些参加起义的工人转入广西右江地区，与农民结合进行游击战争。1929年5月蒋桂战争结束后，广西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了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军事特派员兼绥靖公署主任。中共中央先派龚楚(当时名龚鹤村)、陈豪人、张云逸、李谦等一批共产党员到广西工作，同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较密切的合作关系。是年6月，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广西省绥靖公署主任兼军事特派员李明瑞，愿意与共产党合作，以巩固其地位。同月成立了中共右江特委，领导右江沿岸各地群众的武装斗争。 8月，中共中央委员会派邓斌（邓小平）和龚饮冰为中央代表到广西，和原在广西的广西军委负责人陈豪人、中共党员张云逸、袁任远、龚鹤村、叶季壮、雷经天、俞作豫、韦拔群、陈洪涛等一起，共同开展广西的革命工作，邓小平为总负责人，陈豪人具体负责组织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陈豪人、张云逸等为加强统一战线，争取对军队的领导权，创造武装起义的条件，遂通过与俞作柏、李明瑞已建立的密切合作的关系，将一批共产党员安排在政府和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张云逸任广西省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兼教导总队副主任，俞作豫任广西省警备第5大队大队长，陈豪人任省政府机要秘书，龚鹤村任省会南宁公安局局长等。
9月，在南宁津头村召开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决定准备武装暴动。10月，在广西南宁警备第四大队工作的中共党员张云逸(任大队长)，策动部队开到右江地区百色。与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地区农民武装相呼应。正当广西革命形势好转的时候，俞作柏、李明瑞不听共产党的劝告，公开宣布反蒋，不战而败，俞作柏出走香港。李明瑞撤至左江龙州。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陈豪人、雷经天等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立即组织共产党掌握的武装部队，发动南宁兵变。
10月28日，张云逸率领驻百色一带受中共影响的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大队1500余人向右江地区转移，迅速解除了驻奉议的警备第三大队及右江各县的反动武装。接着，消灭了进犯的地方武装和土匪，占领百色、恩隆、奉议、思林、果德、东兰、凤山、隆安、响都、镇结等右江流域各县，发展了革命武装。俞作豫率警备第5大队开赴左江地区，并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准备武装起义。10月30日，经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建立了中共广西前委(起义后改为红七军前委)，邓小平任前委书记。 11月初，龚饮冰和邓小平先后回上海汇报起义准备工作，前委书记由陈豪人担任。12月11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军在陈豪人、龚鹤村、张云逸、韦拔群等率领下，在百色正式宣布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辖3个纵队，共2800余人。12日，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雷经天为主席，右江地区开始分配土地。百色起义后，东兰、百色、恩阳、奉议、恩隆、思林、果德、隆安、向都、镇结、凤山、凌云、那马、都安、那地15个县相继成立了县和区乡苏维埃政权，各县农军亦改编为赤卫军。初步形成了右江革命根据地。
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诞生后，为了充分发动群众起来参加革命，都分别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各项政策。主要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人工资；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贸易；提高文化，实行普及教育，劳动人民子女免费入学；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与男子一律平等；各民族一律平等；抚恤老弱，救济赤贫；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取消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没收外国资本家的企业和银行等等。这些政策的颁布与实行、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革命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左、右江地区党委和苏维埃政权认真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党务等方面的建设。在政治方面，彻底废除旧的国家机器，实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政府。为了解决干部的不足和提高干部的水平，各级党委和苏维埃政府开办了各种干部训练班、民族干部训练班等等。当时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亲自给学员讲课。例如，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在恩隆县(今田东)开办了干部训练班，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就亲自到班给学生讲课；又如1930年4、5月间，红七、八军前委、右江党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在东兰县武篆区旧州屯联合举办党员领导干部训练班，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右江党委书记兼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同志等都经常到班讲课，邓小平同志还亲自编写了《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等教材，印成小册子发给学员。各种训练班的开办，培养了大批干部，解决了干部不足的问题，提高了干部的政治和业务水平，大大地增强了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效率。各级党委和苏维埃政府还大力支持群众建立各种革命组织，如建立工会、农会、雇农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这样就可以把各族人民、各个革命阶级和阶层人民充分地发动起来，组成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革命统一战线，轰轰烈烈地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建设、巩固革命根据地。在经济方面，主要是深入发动群众，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和土地革命。左江革命政权诞生后，立即宣布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领导工农向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等封建势力作斗争。右江地区的群众基础较好，右江苏维埃政府建立后，立即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土地或少土地的农民耕种。土地革命的结果，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得到了翻身，生活上得到了改善，他们为了巩固这些胜利成果，踊跃地支援前线，全力支持革命政权，纷纷送自己的子弟参加红军，使红七军迅速发展成为近万人的革命队伍。为了取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经验，以便尔后在整个革命根据地推广。红七、八军前委，左江地区党委和右江地区苏维埃政府在进行土地革命的同时，在东兰县、恩隆县各选一个试点建立共耕社。东兰县选择韦拔群同志的家乡东里屯及其附近村庄作为试点的，取名为“东里共耕社”。当时邓小平同志的工作是十分繁忙的，但他仍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指导东里共耕社的工作。在建社之前，他在韦拔群同志的陪同下，深入东里屯进行考察，调查了解情况。回来后，就研究办社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步骤，并拟出了共耕社条例。在共耕社成立那天，邓小平同志和韦拔群同志参加了群众的庆祝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给群众以极大地鼓舞。共耕社的创办，给党和政府取得了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经验。在文化方面，左、右江苏维埃政府首先十分重视革命舆论的宣传工作。左江地区党委和政府成立后，就在龙州出版了《工农兵报》和《左江红旗》；右江地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也在百色出版了《右江日报》，进行革命宣传。与此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还大力发展学校，实行义务教育；开办夜学班，组织青壮年学习文化。右江苏维埃政府还编印了工农识字课本，共分四册。在编写课本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曾对编写人员进行详细的指导，并认真地对编出的课本进行审查修改。这样，这套工农识字课本，质量是相当高的。它对于宣传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革命道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等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军事方面，进行整顿和发展部队，清匪反霸，巩固根据地。部队的整顿完全是按照毛主席在三湾对部队进行改编的精神进行的。首先是确立党的绝对领导。红七、八军都设立党代表(政委)，连以上设立党支部，两个军都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当时，邓小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1]又是红七、八军的总政委，张云逸同志任红七军军长，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韦拔群同志任红七军第三纵队(相当一个师)纵队长。其次，部队建立民主制度，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律平等的原则，清除军阀主义和雇佣思想的影响。这些措施的贯彻实行，使红七军、红八军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军队。在整顿和发展红军的同时，党组织还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工人赤卫队和农民赤卫队，作为红军的助手，赤卫队归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巩固革命根据地，红七、八军和赤卫队互相配合，对盘踞在革命根据地内的土匪、地主恶霸残余武装实行清剿。例如，韦拔群领导的红七军第三纵队，转战于东兰、凤山、恩隆广大地区，先后粉碎了东兰县伪民团司令陈子怀反攻复辟的阴谋，打击了凤山县罗肇高、罗少彦的反动武装，消灭了凤山县伪县长罗宝达残匪和韦锦城残匪，围歼了恩隆县伪民团司令谭典章所部匪帮，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安定了苏区的革命秩序。在党的建设方面。首先认真建立和健全各级党组织，积极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其次，各级党委分别开办党员学习班，提高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增强党的战斗力。经过以上各方面的建设，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给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桂系军阀，对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恨之入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但鉴于右江地区我党的群众基础好，红七军的力量较强大，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们先集中力量向左江革命根据地进攻。
1930年3月底，桂系军阀杨腾辉率领一个师的兵力向左江革命根据地扑来。当时，红八军的主力已分散下乡剿匪和发动群众去了，留在龙州城的红军部队不多，加上收编过来尚未改造好的土匪武装叛变投敌，形势暂时对我不利。因此，在大量杀伤敌人之后，红八军主动退出龙州，经宁明向十万大山转移。这时，法国帝国主义竟然出动两架飞机为桂系军阀侦察我军的行军路线，充分暴露了帮凶的面目。由于敌我众寡悬殊，我红八军进入十万大山前被打散了。剩下几百人后来向右江地区转移，加入红七军。
敌人打散我红八军后，就把魔爪伸向右江苏区了。红七军战士在右江苏区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保卫苏区的英勇斗争。在隆安，红七军与敌人激战五昼夜，大挫敌人的锐气；在恩隆县亭泗村一带，红七军与敌人激战几个小时，迫使敌人向南回撤。接着，红七军转战于东兰、凤山、河池一带，甚至一度远征贵州省榕江，扩大了我党的影响。
1930年秋，党中央的领导人李立三同志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命令红七军离开右江苏区，去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等大、中城市，以配合其他红军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的冒险计划。当时前敌委员会的同志们对此曾有怀疑，并进行了一些抵制。但出于对党的忠诚，还是服从中央命令。全军除留下整编后的21师师长韦拔群同志带领一连的战士坚持斗争之外，其余出师北上。
红七军主力离开之前，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对今后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工作进行了深思熟虑的详细部署。他指出：右江根据地今后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而且又是非常残酷的。估计红七军主力北上后，敌人可能来围攻。因此，党和红军要抓紧下面几种工作：①整顿和加强赤卫队，加强战备；②全力抓紧秋收，收储战备粮；③清洗不纯分子，处理匪特案件，纯洁内部；④整顿党组织，健全县区领导机构。为适应今后斗争的需要，改组右江党委。邓小平同志还召开前委会议，决定陈洪涛同志为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后来还兼任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21师政委)，韦拔群同志、黄松坚同志等为委员。决定红军主力北上后，敌人来攻时，右江特委和苏维埃政府领导机关应撤退到根据地的中心西山山区；部队作战方法主要采用伏击战，游击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打硬仗；主动撤离城市，进入农村，坚持长期斗争。
后来的事实证明，邓小平同志的部署和前委的上述决定是英明的，正确的。
红七军主力一走，桂系军阀头子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立即勾结贵州军阀王海平，疯狂地向右江苏区扑来。韦拔群同志按照邓小平同志的部署和前委的决定，迅速采取措施，把留下的21师由七十多人扩充为三个团，并大力发动群众与敌人长期作战，右江苏维埃政府也由恩隆县迁到东兰县武篆区西山的弄索屯。
在中共右江特委的领导和在韦拔群同志的指挥下，红七军21师指战员先后两次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围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由于这样，韦拔群同志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敬佩，1931年11月，中华工农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在瑞金成立时，毛主席当选为主席，韦拔群同志也当选为政府执行委员。
敌人的军事“围剿”失败后就求救于叛徒。1932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壮族人民的好儿子、右江地区革命领袖韦拔群同志被叛徒韦昂杀害。11月12日右江党委书记、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七军21师政委陈洪涛同志也被叛徒王廷业出卖被捕，12月22日，在百色壮烈牺牲。这样，右江地区革命受到了挫折。
滇黔桂边游击区
20世纪30年代，在云南、贵州、广西交界处，活跃着一支红军队伍，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它是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百色起义的红七军播下的革命火种。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是党在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从1931年1月开始创建，至1938年1月停止活动，滇黔桂红军游击队在敌人无数次残酷“清剿”中，艰苦卓绝，坚持革命，坚持斗争。
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是百色起义后，在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七军二十一师派人到云南富宁地区发展起来的。
1929年底，邓小平、张云逸在广西发动百色起义后，富宁剥隘镇的壮族女青年李杏锦参加了百色起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富宁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因主力北上,右江革命根据地受挫，根据地缩小。为了打开局面, 1931年11月，红军干部李德惠、谭统南、黄庆金等由富宁籍红军战士刘家华带领，进入富宁七村九弄一带走村串寨，与各族群众交朋友、喝鸡血酒，建立感情，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护。随后，一批干部进入富宁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到1934年6月，先后到富宁创建红色政权工作的干部达60余人，红军游击队发展到700多人，组织了各种群众组织20多个，赤卫队27个，共2600余人。1934年11月，滇黔桂边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富宁九弄的多立寨召开，宣布成立“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11月20日，边区临委在谷留召开边区劳农会、赤卫队大会，宣布成立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滇黔桂边区劳农会和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等党、政、群、军领导机构。至此，以富宁为中心的包括广西、贵州部分地区的滇黔桂边区游击根据地基本形成。
为巩固和发展边区游击根据地，滇黔桂边区临委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和争取农民武装的工作。同时，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粉碎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疯狂“围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
为发动群众，党组织和游击队用群众中流传较广的壮、瑶、汉民歌曲调，配上通俗易懂的革命歌词，在群众中广为传唱，对宣传发动群众产生了重要影响。1935年5月，红军游击队收编了广南县王开洪苗族武装。王开洪是广南县黑支果区牛滚塘村人，为反对国民党的残酷压榨，他以“一等之人差我钱，二等之人莫等闲，三等之人跟我去过年”为号召，组织了数百人的武装，杀富济贫，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边区临委经过工作，将其改编为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独立大队，从此，富宁地区与广南黑支果地区的革命斗争连成一片，革命根据地也随之扩大。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革命遭受挫折的形势下，滇桂反动势力也妄图一举摧毁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11月，云南省广富守备军副司令侬志猛率领1个营共300余人，向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七村九弄地区进剿。边区临委决定避实就虚，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他们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利用七村九弄多山多石的有利地形，开展游击战。敌人进入游击区后，处处遭到游击队袭击，再加上水土不服，病死100余，病倒抬回者三四十人。疲惫不堪之敌不得不撤退，红军游击队乘势追击，敌人大部被歼，游击队取得了初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挺进贵州后，蒋介石电令云南省主席龙云派兵堵截。为有效地牵制滇桂之敌，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边区临时党委决定主动出击，进攻皈朝、佯攻富宁。红军游击队从七村九弄出发，一举消灭了皈朝之敌，并在皈朝召开千余人的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之后，红军游击队进行了整编，随即向富宁县城推进。敌人急忙调兵遣将，对游击队进行“围剿”。滇军警备旅第十七团两个营进抵广南八宝地区，桂军第四十四师一三二团向云南剥隘开进，红军游击队旋即返回七村九弄，敌尾随而至,1月25日，红军打退了进至弄甲的广西靖西保安大队，又在弄迫与滇军激战一天，歼敌50多人，游击队牺牲14人，伤10多人。
5月上旬，边区临委决定，为牵制敌人兵力，由黄德胜、黄树功率红军游击队主力600多人进攻富宁，同时派出部队进攻剥隘等交通要道和重要集镇。同月，红军游击队围攻富宁城,3天之后主动撤出战斗，在那刀阻击增援富宁的靖镇守备独立营，消灭敌人100余人。6月5日，红军游击队特务大队配合王开洪独立大队第二次攻打广南百乐，末克，特务大队转回沙斗地区，独立大队转回牛滚塘地区继续活动。随后，王开洪部攻占了美汤。6月中旬，王咪章部集中了两个大队1000多人横扫田蓬、木央之敌，田蓬大部分地区被游击队控制。10月，广西百色欧重明举行暴动后，率部到富宁与红军游击队朱国英部汇合，并联合攻打滇桂边重镇剥隘,歼敌50余人，俘虏了在剥隘的国民党县佐杨孝忠等，缴获大批武器物资。
在红军游击队一连串沉重打击下，国民党当局调集重兵，对游击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10月下旬，游击队开进中越边境根据地进行休整。国民党政府派两个营的兵力进剿七村九弄，九弄的51个寨子、五六百户人家被烧毁，近千头牛马被杀,24名群众被枪杀；七村的20多个寨子300多户人家被烧毁,33名群众被害。
红军游击队在中越边境休整时，黄松坚到上海汇报工作被捕。为加强对根据地的领导，中共思果中心县委派原红二十一师六十二团政治部主任滕静夫(到富宁后改名为何尚刚)等11人到富宁，与在这里坚持斗争的黄德用、赵润兰等一起继续领导富宁根据地的革命斗争。1936年3月，红军游击队主力从中越边境的靖西返回富宁。下旬，游击队一部攻战了富宁至广南的要塞八宝，缴获了一批物资。接着又攻打那耶区公所，消灭民团30多人，缴枪30多支。
1936年5月，中共滇黔桂边区临委、边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游击队司令部移住阿用、者兰，由滕静夫主持召开了边区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在边区临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滇黔桂边区委员会”,“边区革命委员会”与“劳农会”合并为“边区劳农会”,游击队改为“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
滇桂两省的国民党当局为剿灭游击队，在军事上联合会剿，并实行血腥屠杀。如国民党广富独立营占领皈朝时，两个月内杀害无辜群众及农会干部130多人，手段残忍，令人发指。后山农会主席陈通文一家7口就有5人被害，陈的妻子背着两个月的婴儿，被匪军一刺刀贯通刺死；农会干部庞正清、黄开建被敌人用刺刀割断咽喉；年轻妇女被用铁丝穿通双乳拉着去游乡，然后活活吊死在大树上。敌人的血腥屠杀，激起了红军游击队和边区各族群众的极大愤慨，游击队进行了英勇反击。8月26日，边区游击队一部400多人，攻占了被敌人占据的皈朝，俘敌100多，缴枪近百支。10月29日，游击队攻打岜莱，击毙敌100余人。12月，游击队又打败了进犯阿用谷沙的滇军一个连，毙俘敌80多名。
1937年初，敌人数次调集重兵对富宁红军游击队进行“围剿”,仅3月15日一天，敌军就焚烧了8个寨子的200多户人家，杀害群众50多人。敌军封锁甘邦一个藏有群众的山洞后，用辣椒熏死了洞里的37名群众，甘邦农会主席苏英佑一家8人有7人遇难。5月初，敌军又在太平寨杀害了群众及农会干部近200人。在反复多次的“围剿”中，根据地人民7000多人被杀害，近100个寨子的2000多户人家被烧毁,1万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边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37年1月，经中共南方临时委员会和广西省工委批准，以黄桂南为书记的中共桂西区特别委员会成立，领导滇黔桂边区党委和右江上、下游的3个中心县委等党的组织，实现了党对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抗战的神圣旗帜，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滇黔桂边区游击队的主力接受改编北上抗日，滕静夫等一批干部按照中央确定的方针，仍然在边境地区开展革命斗争，一直坚持到1949年富宁解放。
1937年，边区革命武装主力改编北上抗日后，滕静夫率少数人员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8年，根据中共广西工委指示，滕静夫率部分人员到中越边境地区从事革命活动。1942年，滕静夫化名何静山，回到富宁，以教师职业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经过努力，到抗战结束时，富宁县组织起秘密农民协会和地下武装，开展了反对征兵征粮征税的斗争，使国民党部分乡政权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1947年，遵照党组织指示，滕静夫将地下武装改为农民自卫队，在滇桂边开展游击斗争，并成功地策划国民党富宁县常备队举行武装起义。
抗战胜利后，中共滇桂黔三省的地下组织，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抓紧建立农村据点的工作，为发动武装斗争作准备。1947年11月，粤桂边工委领导人周楠、庄田按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指示，撤销了粤桂边工委，组建桂滇边工委，改向桂滇边发展。1948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桂滇黔边的人民游击武装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1949 年1月1 日，在三大战役即将胜利结束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命令将战斗在桂滇黔边的自救军第一纵队，广西左、右江地区、靖镇区、黔西南和滇东南部分地区的游击部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广大指战员和各族人民，推动了斗争的发展。1949年7月19日，在云南省砚山县的阿猛召开桂滇边工委、云南省工委合并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区党委将桂滇黔边纵队和滇南、思普、滇东北、滇中、滇西北、滇西、滇北的游击部队，统一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由庄田任司令员，林李明任政委，朱家璧任副司令员，郑伯克任副政委，黄景文任参谋长，张子斋任政治部主任。
正是这支长期处于封锁割据游击战争环境中的敌后武装，远离主力，独立作战，浴血奋战，从敌后瓦解国民党统治；他们歼灭了为数众多的敌人，建立、开辟、扩大和巩固了大片革命根据地；他们深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开展军事策反工作，促使国民党官兵起义，推动了人民解放军军事斗争的迅速发展；他们配合南下野战大军，在追歼残敌、清剿土匪、解放大西南的过程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进程。从1947年夏到1949年底，滇桂黔边纵队的战斗足迹遍及滇桂黔3省的147个县境，在约20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起12个成块的游击根据地，钳制了近15万国民党军队，边纵主力部队发展到45000余人，县区游击队发展到10万余人，共歼敌61000余人，解放了91座县城，为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1950年春，滇桂黔3省全境解放，根据上级的命令，四兵团和滇桂黔边纵队奉命合编为云南军区，边纵所属各部队逐步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广西军区和贵州军区的17个军分区。至此滇桂黔边纵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全体指战员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滇桂黔边纵队的人民革命战争，是云南和滇桂边、滇黔边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一场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中光辉的一页。正如党中央所肯定的：“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在远离中央的多民族地区艰苦奋斗，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为解放云南作了贡献。”祖国西南边陲各民族儿女，将永远尊重、珍惜这段历史，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为建设幸福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