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票信息
免费开放。在游客中心处排队免费领票，凭票参观，一人一票，当日有效。
交通信息内部交通景区内有电瓶车乘坐，15元/人。
外部交通长沙市内乘坐312、314路公交车到长沙汽车西站，站内有开往景区的旅游专车。或先从汽车西站乘坐前往宁乡汽车老站的车，再换乘901路公交车到达景区。
人物简介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2]
主要景点刘少奇故里（罗雄摄影）
故里门楼刘少奇故里门楼是1998年刘少奇诞辰100周年之际建成的。门楼高12.4米，宽15米，颇具江南古建筑风格。“刘少奇故里”五个苍劲大字由全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沈鹏先生题写。
门楼
铜像广场刘少奇同志铜像是1988年少奇同志诞辰90周年时落成的，由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亲自揭幕。广场占地面积8000多平方米（包括踏步）。两边山头青松傲立、杂树生花，石级中央一条苍翠的匍地龙笔直前伸，广场视野开阔，四周山头连绵起伏，幽远深遂。广场正前方，整齐的小松柏簇拥着一个庄严肃穆的平台，平台中央，少奇同志铜像威严地矗立着。铜像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捐建，著名雕塑大师刘开渠和他的高徒程允贤精心制作。铜像加底座共高7.1米(像高3.0米，座高4.1米)，这个数字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七一”是党的生日，少奇同志一生致力于党的建设，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是我们党的卓越领导人。第二，少奇同志享年71岁。铜像座西北朝东南，面部神情似微笑，似沉思，满怀沧桑地遥望远方；拿着烟头的手自然摆放；飘逸的风衣将衬托得更加伟岸。再现了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少奇同志风尘仆仆、日理万机的光辉形象，使人油然而生一种敬意和亲切感。
铜像广场
怀念亭这个栗色圆柱、黄色琉璃瓦的建筑名为“怀念亭”，是1988年刘少奇同志诞辰90周年时，由长沙市总工会捐建的。“怀念亭”三个大字出自国务院原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之手。
怀念亭
花明园花明园既是一座文化公园，还是一座生态公园，建设花明园，是为了让游客入园养精神，漫步赏花卉，进亭读修养，登楼看太极，观机思故人，品德知荣辱。
为了实现文化旅游与生态旅游的有机结合，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景区在规划建设以游客中心、门楼广场、铜像广场、纪念馆、故居为核心景点的文化旅游区的同时，还精心打造了以花明楼、万德鼎、一叶湖、修养亭、柳叶湖为重要景点的生态旅游区。花明园是集树木、花卉、水塘、楼台于一体的生态主题公园，占地面积400多亩。于2003年11月24日刘少奇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建成开放，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儿子刘源参加了开园仪式。
花明楼花明楼，是一栋百尺高楼。根据宁乡县志记载“昔有齐公择此筑楼，课其二子攻读其中，闻楼上书声琅琅，楼下柳暗花明，花明楼由此得名”。花明楼共五层，建筑面积2030平方米，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题写“花明楼”匾额。一楼正厅的《花明楼记》由时任长沙市市长谭仲池撰写。楼内陈列“宁乡八景”壁画和“宁乡出土的青铜器”四羊方尊、人面纹鼎、大铙以及“湖湘文化名人”版画和“青年刘少奇”青铜雕塑，向大家展示了物华天宝的楚沩风光和人文荟萃的湖湘文化。花明楼还装饰了梅、兰、竹、菊玻璃窗花，象征着刘少奇“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学贯中西，德誉古今”的精神品格。
万德鼎花明楼下的正前方，有一个占地面积4000多平方米的德育文化广场，以花岗岩雕塑万德鼎为中心，九龙柱顶天立地，一叶湖波光粼粼。万德鼎由十六块方形花岗岩和一万个德字组成，鼎身以宁乡出土的国宝级文物“人面纹鼎”为模型。四面正中分别镌刻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书写的凹“德”字。其余的9996个凸形“德”字均为历代名家集字。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长沙市委书记梅克保撰写《万德鼎铭》。万德鼎气势恢宏，是花明园的点睛之笔。
龙是中华民族腾飞崛起的象征。广场周围耸立着九根龙柱，每根龙柱上雕刻有栩栩如生的盘龙。“九龙”寓意为九九归一，久盛不衰。环抱文化广场的这片水域叫一叶湖，占地面积6000多平方米，取名于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先生“一枝一叶总关情”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一叶湖寓意着刘少奇心中只有国家和人民的博大胸怀。与一叶湖配套的是石拱桥、假山、凉亭、杨柳、紫薇、樱花、桂花等，使整个园区显得简洁明快、春意盎然。
刘少奇纪念馆
修养亭花明楼的对面是一座仿古建筑——修养亭，亭子周围长廊环绕，为重温刘少奇的光辉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而建。“修养亭”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军事博物馆李铎将军题写。修养亭配有楹联：“德才配天地，修养冠古今”。长廊内以碑刻为主，分为东西两院，东院南墙上镌刻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人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评价。东院北墙镌刻了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引用的孔子、孟子等历史名人名言。
东院的西走廊正中安放着刘少奇坐像，为河南省襄县农民牛志远捐献，为黄铜雕塑，重3吨，高两米，取材于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时的工作照。刘少奇坐像背面的白色大理石墙壁上，镌刻着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手稿。
修养亭西院为松、竹、梅“岁寒三友”园林景观，西院走廊墙壁上镌刻当代书法名家缅怀刘少奇的诗词书法和题词。
伊尔飞机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刘少奇同志坐过的飞机”。为伊尔18-240型飞机，是前苏联生产的涡轮螺旋浆中程客机，机身长36.9米，翼展37.4米，自重32吨，是我国1959年购买的第一批共5架苏联客机中仅存的一架。飞机保存较为完整，机内的座椅和休息舱内的军用床是飞机上的原物。
伊尔18-240号飞机作为当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专机，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毅等都曾乘坐过，曾伴随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各国，在发展友好关系、扩大对外交往等方面有过光辉的历程。1963年4月12日至5月16日，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促成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乘坐这架飞机亲自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中苏论战前夕，为征求友党的意见，我国曾邀请朝鲜、越南等国领导人来华共商大计；1963年5月28日，刘少奇曾专程陪同金日成乘坐该机从北京去武汉会见毛泽东……
这架飞机经国家文物局、国家民航局鉴定，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和最大的可移动文物，具有较高历史价值，这架飞机于2003年9月2日从四川彭州运抵花明楼。
柳叶湖在花明园东南侧，葱茏的树木丛中，横卧一湾碧水，周围花木扶疏，柳树环绕，被称作柳叶湖。柳叶湖西北面，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尊汉白玉纪念雕塑，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雕塑家学会理事、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所教授张得蒂设计创作，也被称作无字纪念碑。整座纪念碑由白色汉白玉和红色花岗岩组成，用红色花岗岩构成的两只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大手紧紧握住，托起一座由汉白玉构成的高山，高山之上，一对熟悉的背景在展翅高飞的白鹤簇拥下，走向远方。
文物馆从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出门往北走一百米，便来到刘少奇文物馆，这是刘少奇同志诞辰百周年之际建成的，为江南园林式庭院建筑，集刘少奇文物收藏、保管、修复、研究于一体，分为一栋库房和三个展厅，库房中收藏和保管了有刘少奇、王光美的重要文物以及书画艺术品和图书资料。展厅中，每年定期举办各种临时展览，包括全国各地博物馆、纪念馆和名人故居的专题展览。
刘少奇纪念馆
炭子冲文化村从刘少奇文物馆再往北走，步入林荫大道，只需五分钟时间，便可到达刘少奇同志故居。这条路是刘少奇纪念馆景区最美的一条生态路，树木遮天蔽日，四季鸟语花香，两边青翠欲滴的香樟是长沙市的市树。置身森林从中，使人联想起刘少奇小时候写下的一首励志诗：“小树两边栽，浓荫绿上阶，他年成大树，便是栋梁材！”如今，刘少奇的这首励志诗已被谱曲，成了一首悠扬悦耳、朗朗上口的儿歌。
池塘边这两颗枝繁叶茂的桂花树，是2006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同志亲手栽下的。右边是炭子冲民俗文化村，由王光英同志题名。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南农家小院为原型修建，里面陈列了湖南农村生产、生活用具，既展示了江南农村的习俗，又反映了青少年时代农耕文化的历史背景。
游客可以在这里参与一些活动，如自由提取山泉井水，现煮现卖刘家老酒、动手操作加工食品、现泡绿茶、擂茶等等！
刘少奇纪念馆
炭子冲学校我们沿着刘少奇同志故居北边的这条小道径直往前的方向，就可以看到炭子冲学校。炭子冲学校位于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村罗家塘组，坐北朝南。学校始建于明末清初，原为朱氏宗祠，清末朱氏族人在此开馆办学，一直延续至今。学校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建筑面积662平方米，一院三进宗祠建筑，共有教舍21间，青砖杉木结构，小青瓦屋面，为典型的江南建筑风格。
刘少奇纪念馆
1906年，8岁的刘少奇被父亲刘寿生送到这里接受启蒙教育，这里的私塾老师朱赞庭先生给他取了学名“渭璜”，刘少奇在这里度过了一年的学习时光，先后读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启蒙书籍。学校见证了刘少奇聪慧灵敏、品行端正的良好素质，是进行中小学生和未成年人教育的重要基地。炭子冲学校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是我国唯一一座完整、系统展示和介绍刘少奇生平业绩的传记性专馆，1988年11月24日开馆，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剪彩。2008年刘少奇诞辰110周年之际，进行了扩建和重新陈列布展，占地面积由3000多平方米扩大至7000多平方米。建筑为自由分散型园林式风格，与炭子冲的山水田园风光相映成趣，浑然一体。纪念馆正门上悬挂的“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匾额，由邓小平同志于1987年题写。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共有5个展厅。以“伟大的探索者，卓越的领导人”为主题，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刘少奇的生平思想和丰功伟绩。刘少奇同志故居刘少奇同志故居位于花明楼刘少奇故里景区内。
花明楼景区刘少奇故里位于湖南省宁乡市花明楼镇炭子冲村，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一级博物馆。这里地处湖南省会长沙市湘江以西，与韶山毛泽东故居、乌石彭德怀故居相距约30公里，形成了全国独一无二的伟人故里文化生态旅游金三角，已成为湖南省最重要的革命纪念地和旅游观光区之一。刘少奇故里景区占地面积约10平方公里，其中核心景区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占地1300亩，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主要景点包括刘少奇故里门楼广场、刘少奇同志铜像广场、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刘少奇同志文物馆、炭子冲民俗文化村、刘少奇同志故居、生态文化公园花明园等景点。
刘少奇故里景区自1959年首次开放和1980年重新对外开放以来，共接待海内外游客3000多万人次。特别是从2008年3月18日开始，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以来，游客逐年上升，每年平均接待海内外游客两百多万人次。胡锦涛、江泽民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曾来这里参观，2014年游客总量接近380万。
刘少奇同志故居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农村民居，为对称形的土木结构、两进两横四合大院，坐东朝西，前临绿水，池塘碧波荡漾；背靠青山，周围树木参天，占地面积1300多平方米，风景独好，四季如春。1959年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这栋普通的农舍也和刘少奇一起见证了坎坷的岁月，保持了永恒的本色。故居朝门上悬挂的“刘少奇同志故居”门匾是1982年冬由邓小平同志题写的。
走进这栋四合院子，正堂屋门楣上方还有一块“刘少奇同志旧居”的门匾，这块门匾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它原是1959年故居第一次对外开放时悬挂在朝门上的。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国家主席刘少奇蒙受不白之冤和无情打击，故居很快被封闭，门匾也被造反派摘了下来，作为“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造反成果堆放在花明楼公社食堂的角落里，准备作为做饭炒菜的柴火烧掉。花明楼公社食堂的炊事员周思九怀着对刘少奇的深厚感情，偷偷地把这块门匾从杂物中拣了出来，拿到厨房翻过来作为切菜的案板使用，经过五任炊事员的巧妙保护得以保存完好。1980年2月，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以后，故居重新对外开放，乡亲们又欢欢喜喜地敲锣打鼓、吹着唢呐将这块门匾悬挂在故居的门楣上。
刘少奇同志故居
这座四合院里曾经住着两户人家。当年刘少奇的祖父分家的时候，以堂屋正中为界，左右各一半，南边分给了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北边分给了刘少奇的伯父刘丙林；正堂屋两家共用，供奉了刘家列祖列宗的牌位。因刘少奇的伯父不善持家，逐渐走向衰落，于1930年将属于他的那一半房产变卖给了一户夏姓人家。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勤劳节俭、持家有道，人丁兴旺。家也不断扩大。共有房屋21间半，其中青瓦房16间半，茅草房5间。刘少奇的兄弟姐妹6人，都出生在这栋四合院里。序厅序厅正中是一组玻璃钢材质的红色主题雕塑，背景为浮雕，着力体现刘少奇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行进在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主题雕塑左右两侧分别设计成中国共产党党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案，用大理石浅浮雕刻画了刘少奇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的情景，寓意刘少奇是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探索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序厅南北两面乳白色大理石墙壁上分别粘贴着金光闪闪的刘少奇语录，其中南面是：“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来进行建设——摘自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面墙壁上是：“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摘自1957年4月27日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前者有力证实了刘少奇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的远见卓识；后者充分说明了刘少奇不愧为“共产党员的典范、人民公仆的楷模”，同时也是刘少奇一生的真实写照。
刘少奇纪念馆
第一部分第一组寻求救国道路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今花明楼镇炭子冲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母亲鲁氏是一位宽容善良的农村妇女，一生相夫教子为后辈称赞。父亲刘寿生忠厚勤劳，受过严格的私塾教养，为旧时有文化的农民。刘少奇从小在知书达礼、勤俭持家的良好氛围中成长。他自幼勤奋好学，总是如饥似渴地读书习字，为了获取新知识，他经常去同学周祖三家看书。周祖三的父亲周瑞仙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曾留学日本，从国外带回了很多进步书刊，受过明治维新思想影响，回国后在长沙兴办教育，家里藏书琳琅满目、种类繁多，除了传统的线装书以外，还有国文、算术、地理和有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新式书籍，刘少奇嗜书如命，经常在周家看书看到忘我境界。有一次他在周家火盆旁边烤火边看书，连鞋子被炭火烧着了竟全然不知，在邻里间传为笑谈。因刘少奇酷爱读书，凡事能够讲出一番道理，又因为他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九，乡亲们送给他一个“刘九书柜”的雅号。
1913年夏，刘少奇考入宁乡第一高等小学玉潭学校，在这里，他接触了许多进步思想，深受进步人士黄锡类校长、地理老师梅冶成先生的影响，使他了解到中国虽然地大物博，却倍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国家内忧外患，民族灾难深重。老师的教诲和国家的局面，使他在心灵深处确定了救国救民的理想。在学校，他积极参与讨伐袁世凯和反对丧权辱国条约签订等爱国运动。自此，他把自己的学名“渭潢”二字改为“卫黄”，表达了誓死保卫炎黄子孙的决心。他把这个名字刻在笔筒上，写在书本上，作为座佑铭勉励自己为捍卫国家、拯救人民而奋斗。
为了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1916年夏，刘少奇辗转长沙驻省宁乡中学、育才学校、陆军讲武堂等地求学，1919年5月在长沙未等到中学毕业典礼，他一腔热血赴北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当年9月进入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在这里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因为没有筹措到留法路费而放弃了赴法国里昂勤工俭学的机会。1920年经新民学会贺明范老师介绍，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参加留俄预科培训班学习，并在这里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使他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1921年8月刘少奇来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在这里，刘少奇两次聆听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有关“国家与革命”的讲演，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熏陶，系统地学习了共产主义知识。1921年冬天，在留俄期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刘少奇曾经回忆：“当时，我们学的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就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从此，刘少奇由一位普通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位坚定执着的共产主义战士。
第二组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1922年春，刘少奇从苏联留学回国，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工作重点是开展工人运动，刘少奇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共中央委派，来到湖南长沙清水塘，向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传达中央指示，在长沙郊外的清水塘农舍里，两位有志青年慷慨激昂地就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未来发展进行彻夜长谈，这是刘少奇与毛泽东首次见面。随后，刘少奇被派到江西安源路矿，领导著名的安源工人运动。
此前，安源路矿的工人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几次争取利益的罢工均告失败。1922年9月，刘少奇到达安源路矿后，和李立三一起，采取有理有节的斗争方式，领导一万三千多路矿工人举行了安源大罢工。刘少奇作为工人代表只身进入戒严司令部谈判，他英勇无畏、沉着机智、义正词严地与敌人进行唇枪舌战的交锋：“如不能达到万余工友的合理要求，就是把我刘少奇剁成肉泥也解决不了问题。”数千工人包围了司令部，声言谁敢动刘代表半根毫毛，就要把路矿当局砸得片瓦不留。路矿当局和戒严司令部不得不由硬变软，答应了工会提出的工人复工的十三项条件，使罢工取得全面胜利。刘少奇被工友们称为“浑身是胆的刘代表”。
安源罢工胜利后，安源工人俱乐部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讲究斗争策略，注重组织建设，发挥骨干作用，保护党的力量。刘少奇将工人以十人为单位进行管理，十人中选出一个代表，百人中选出十个代表，千人中选出一百个代表，“百代表”中选出刘少奇为“总代表”，使松散的工人组成为有机组合体，形成了与敌人斗争不可抗拒的力量。
为了捍卫工人的胜利果实，刘少奇在安源建立了工人纠察队，还秘密派遣党员代表到矿警队工作，以维护工人的利益，并为以后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安源工人师与矿警队，被编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革命武装力量。
以刘少奇为主任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力于给工人办实事办好事，在全路矿开办了七所工人学校、五个工人读书处、一个工人图书馆，为提高工人的文化修养创造了有利条件，大大提高了基层党员骨干素质。刘少奇还主持创办了两个工人消费合作社，由工人捐资认股，并且在俱乐部发行股票，成为我国最早自主发行的股票之一。工人消费合作社不仅使工人免受中间剥削，而且还培养了工人自主管理经济的能力。
1924年秋天，刘少奇在安源创办了中共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党校，主要培训工人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这一时期安源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党员人数达到250余人，据1925年1月中共四大统计，全国党员人数为944人，而安源党员人数多于全国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有“小莫斯科”之称。
第三组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强调要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北方党组织失去了领导中枢，工作陷入半瘫痪状态。许多党员思想混乱，对党组织失去了信任，对共产主义失去了信心，这种状况在中共顺直省委表现得尤为突出。1928年3月，中央派刘少奇参与指导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刘少奇到达天津后，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给中央写了《关于最近顺直党内状况的报告》，系统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1928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发表了《论口号的转变》等文章，一针见血的批评了职工运动中不切实际的错误做法，提出要根据“群众的要求和需要，来规定各种口号。”刘少奇经过一段时间对顺治省委的整顿，初步扭转了北方党组织名存实亡的状态，重新改组了中共顺直省委。
1929年春，东北地区的革命处于十分困难时期，中央特派员谢觉哉在巡视东北后，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满洲党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于是，中央任命具有卓越领导才能和丰富斗争经验的刘少奇赴长春担任第五届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直接领导整个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刘少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开展革命运动。他选定军阀张作霖的骨干企业奉天纱厂作为工作重点。8月22日，刘少奇在工厂了解工人罢工的准备情况时，不幸被捕。但后来由于刘少奇沉着应对复杂局面，与敌人斗智斗勇，顺利出狱。出狱后，又直接领导了收回中东铁路权益的斗争，推动了整个东北地区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刘少奇在满洲省委虽然只工作了八个月，但迅速开创了局面，取得了显著效果，为党在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0年8月，刘少奇出席了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的发言，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会后继续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他主张赤色工会的会员可以加入黄色工会，利用黄色工会的合法存在来开展党的工作，广交朋友，争取黄色工会中的下层工人群众。刘少奇的这个正确主张，受到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的指责，并给他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刘少奇在困境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1931年秋回国。
回国后，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他以“仲篪”的笔名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刊物《工运指南》上发表多篇文章。后来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刘少奇在这种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环境中，正确地估计了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明确提出了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以防御为主，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1932年冬，刘少奇从上海秘密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他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组织工人生产自救，支援前线，并有效开展同白区的经济贸易活动，为共产党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还主持筹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全师约12800多人，这是中共革命史上第一支以“工人”命名的正规武装，在历次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组领导创建
华北、
华中抗日根据地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全民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加强华北抗战力量，受中共中央委托，刘少奇赶赴华北，领导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积极配合八路军，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7月28日，刘少奇到达山西太原抗日前线。在这里，刘少奇受党中央的委托重新组建北方局，并担任北方局书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会议，确定了动员全民族全面抗战的路线，为此，刘少奇在华北领导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动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大力宣传抗日主张，鼓励青年学生成立抗日武装组织。在刘少奇的指示下，薄一波在山西创建的山西牺牲同盟会和青年决死队等，在华北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解决抗日游击战争中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1937年10月16日，刘少奇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由解放出版社印成单行本公开出版。文章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要性以及前途、条件和各种政策，这是党内第一部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系统论著，有力地指导了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它与毛泽东随后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所论述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受到重创。八路军经过战争实践锻炼，逐渐成为华北抗日战场的主力军。此后，刘少奇更加注重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以大刀阔斧的方式，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11日，在刘少奇的指示下，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也陆续建立起来，共产党成为华北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
第五组参与领导解放全中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蒋介石为了迷惑全国人民，打出了和平建国的幌子，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赴重庆谈判。8月2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抢占大城市，刘少奇分析了国内形势，认为东北是两党必争之地。因为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又是重工业基地，而且背靠苏联、蒙古、朝鲜。我党一旦占领东北，就能打破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四面包围的被动局面。刘少奇适时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了实施这一方针，刘少奇决定成立东北局，并从各解放区调遣部队十一万多人，干部两万多人进入东北，比国民党的队伍提早两个月抢占了先机，使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从东北到华中连成一片，改变了分散被动的状态，取得了有利的战略态势。后来，刘少奇又根据形势的变化，极速调整战略部署，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到广大的农村建立根据地。
1947年初，国民党调集兵力大规模“围剿”延安和山东两个解放区。3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实施战略大转移，由刘少奇任书记，朱德任副书记，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建立中国革命指挥所，完成中央委托的土地革命工作、财经工作和军队协调工作。1947年8月刘少奇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启了废除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的序幕，实施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使翻农民分得了田地和生产工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军参战、支持解放战争的积极性，出现了“父母送子保家乡，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喜人局面，使人民解放军赢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建设新中国、开创新纪元的伟大征程。
第一展厅
第二部分第一组提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对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设想。他主张在一定时期内，甚至用15年至20年的时间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加强国营经济，鼓励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大力组织以农村供销合作社为重要形式的合作社经济，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刘少奇提出：“我们不能过早消灭资本主义，如果现在消灭了，将来还得请回来。”
1949年初,刘少奇提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在这五种经济成分中，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但国营经济居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要使这五种经济成分都得到发展。
1949年1月，天津获得解放。当时的军管会、市政府成立后，没人理会私营工商业老板，既不见面也不谈话，更谈不上帮助和支持。有些党的领导干部认为，如果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有些不懂政策的军管会成员甚至还鼓动工人用批斗地主的方式批斗资本家，还有的人主张采取分田分地的模式分工厂、分商店、分房屋、分机器。解放初期，天津市的私营企业开工率不足百分之三十。全市经济滑坡，上百万人生活无着落。刘少奇到达天津以后，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实地考察，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发表了多次讲话，认真细致的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从而使天津的资本家们打消了顾虑，提高了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问题，他指出：“在中国目前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天津市委迅速落实刘少奇的讲话精神，采取一系列措施：设立机构调解劳资关系，组织恢复生产，平抑市场物价，救济失业工人等等。刘少奇的一系列讲话调动了工商业资本家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天津市的经济状况迅速好转，经营户由4月的292户增加到12月的5000多户，有效解决了城市管理的迫切问题。
1949年6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此次访问历时48天，获得极大成功。刘少奇秘密访苏，不但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如何进行互助合作达成共识，还得到苏联给中国政府提供3亿美元低息贷款，并承诺向中国派遣经济、军事技术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援助新中国经济建设，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取了外援，也为毛泽东同志正式访苏作前期准备。
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9日，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建国初期,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主持土地改革工作；提出了新中国经济发展步骤，他主张首先发展农业、轻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再大力发展轻工业，并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建设方针，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有效的指导作用。
第二组主张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深刻阐述了我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在此次会议上，他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56年，我国拟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提前完成。刘少奇适时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已成为中共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了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刘少奇先后约请国家计委、机械部、电力部、煤炭部等三十多个部门的负责人进行座谈和调研，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积累了很多有关我国工业布局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建设性意见，为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作了充分的准备。
由于1956年上半年经济建设盲目冒进，物资短缺，财政入不敷出。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他还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撰写《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该社论稿后经刘少奇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不看了”三字。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该社论，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切实际的盲目冒进行为。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刘少奇在会上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阐述了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即要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论述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总方针。这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1959年4月，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光荣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三组主持国民经济大调整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1958年，全国上下掀起了高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热潮。1958年的《人民日报》，作为当时中国最权威的党报，上面赫然刊登的是严重违背自然规律的报道，水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甚至大肆宣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当时全国的城乡居民纷纷拿出自己家的锅、碗、瓢、盘等铁质生活用品，支援国家大炼钢铁。不切实际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使得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一向坚持实事求是的刘少奇很快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59年七八月间，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因为种种原因，“庐山会议”突然转向由纠“左”变成了反“右”，导致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尽管庐山会议后中央不断号召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但是，到了1960年下半年，“大跃进”再也难以为继了。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全党和中央逐步冷静下来，决定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4月1日到5月15日，刘少奇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回到家乡湖南长沙进行了为期44天农村调查。他轻装简行，拒绝住招待所，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大队养猪场的饲料房里住了七天；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住了18天；在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自己家里住了六天。他翻山越岭，走村串户，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在故居的横堂屋里，他找来幼年时的好友和乡亲促膝谈心。他脱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发，向父老乡亲鞠躬，请求农民讲真话。经过实地调查，刘少奇了解到农村的真实情况，清醒地认识到造成国民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在天华大队果断做出了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使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成了全国解散公共食堂第一村。
第四组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
（一）变革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
（二）改革农村经营管理体制
（三）改革流通体制
（四）实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
（五）实行两种住房制度
（六）改革分配体制
（七）试办托拉斯
（八）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在我国这样一个封建的、落后的国家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研究。
1951年五六月间，刘少奇在《读邓子恢和高岗两篇文章的笔记》时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概念，主张“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953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第22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并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主席的中央选举委员会。
1954年3月至9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了9次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6月11日，刘少奇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7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修正稿）》。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是我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今天的民主法制建设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尤其是经济建设思想，历经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考验，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来源。
第二展厅
第三部分殚精竭虑为了建设一个好的党
第一组创立共产党员修养理论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他的诸多论著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特别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党的先进性建设有机融合，首次利用历代圣贤典故，从共产党员个人修养角度论述党员标准，影响了几代共产党人的言行，是新时期永远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科书。
第二组倡导党内正确思想斗争
为了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教育，倡导正确的党内思想斗争，1941年4月，刘少奇在江苏盐城创办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亲自兼任校长。1941年7月2日至3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作了《论党内斗争》的重要讲演，系统阐述了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努力倡导在党内进行积极而正确的思想斗争。他明确提出：党内斗争的性质“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在党的建设理论中，像刘少奇这样全面系统地论述党内斗争还是第一次。
1942年刘少奇从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奉命回延安途中，代表中共中央调解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之间的分岐和矛盾。刘少奇在山东干部会议上，做了《党内斗争问题》的报告，系统分析了党内生活中存在的偏向，深刻地揭露了党内过火斗争的种种表现及其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再次阐述了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基本原则。经过几个月耐心细致的工作，他妥善调处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之间的矛盾，开创了山东根据地工作新局面，模范实践了开展正确的党内斗争原则。
第三组提出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
随着中国革命迅速发展，迫切需要有一个中国化的革命理论作指导。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阐明了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的必要性和权威性，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四组致力于执政党建设
早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就开始考虑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寻求解决的方法。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当时他兼任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对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班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刘少奇十分重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他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告诫全党要为更高的共产党员条件而斗争，健全党内生活，端正党的作风；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第三展厅
第四部分第四展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风采
第一组人民公仆
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时刻将人民群众记挂在心上，时刻注意履行“人民勤务员”职责。刘少奇非常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经常走进农村、工厂、学校、部队进行调研，与全国各地的群众亲切交谈，与人民群众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建国后，刘少奇分管青年工作，在孩子们眼中，他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在青年朋友眼中，他是一位宽厚的长者，在身边的工作人员眼中，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良师益友。
1959年10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群英会上，刘少奇亲切接见全国劳模代表——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他紧紧握住老时的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还把一支“英雄”牌钢笔送给老时，鼓励他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组外交使者
刘少奇说过：“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需要和平，都需要增进相互间的经济文化关系和友好往来。”为了增进中外合作，繁荣外交事业，赢得发展机遇，刘少奇抓住一切有利时机，不辞辛劳地行走在国际外交舞台上。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争取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为了增进中外合作，发展国际友谊，刘少奇频繁接见了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国家元首和国际友人。
1949年至1960年，刘少奇曾先后四次出访苏联。
当时由于社会主义阵营面临新的挑战，国际环境处在冷战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孤立我新生的红色政权，为突破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开启我国外交关系的新局面，刘少奇冒着生命危险出国访问。1963年4月至5月，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1966年三四月间，刘少奇应邀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刘少奇的外交实践为维护我国主权，争取世界和平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风采。
第三组务实求真
为了准确了解国民经济困难的真实原因，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回到阔别近四十年的家乡湖南长沙，进行为期44天的农村调查。当时，他坐着一辆普通的吉普车回到了家乡。他调查的第一站是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万头猪场”。63岁高龄的国家主席把生产大队养猪场的饲料房当作办公室工作和居住了七天七夜。在这里，他看到所谓的“万头猪场”只有两头病猪，意识到“浮夸风”的严重性。当拨开风干的人粪，见到的尽是树皮、草根和粗纤维，他深深感觉到农民吃饭已经成为了大问题！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施家冲生产队开座谈会时，国家主席恭恭敬敬的站了起来，脱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发，躬下八尺身躯，深情地向群众三鞠躬，请求大家讲真话、道实情。
为了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刘少奇回了令他魂牵梦绕四十年的家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他盛情邀请炭子冲部分农民、亲友和基层干部在旧居开会座谈听取大家对中央工作的建议。他曾找来幼年时的好友李桂生陪同他到儿时游泳的安湖塘了解干旱情况。李桂生开门见山地对刘主席说干旱不是主要原因，造成农村经济困难的真正原因是“大跃进”、“瞎指挥”、“浮夸风”，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经过深入的调查走访，刘少奇真正了解了农村、农业、农民的真实情况，为国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国民经济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将军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深情地说：“我父亲坐在国家主席这把椅子上，心里头想的却是老百姓的小日子。”
第四组亲友情深
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任弼时、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了兄弟般的深厚友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多次重要会议和紧要关头相互肯定和支持，刘少奇是毛泽东同志的坚定支持者，并曾经三次代理党中央主席的职务。
1948年11月24日，朱德曾为刘少奇五十寿辰作诗祝贺。
少奇老亦奇，天命早已知。幼年学马列，辩证启新思。
献身于革命，群运见英姿。人山人海里，从容作导师。
真理寻求得，平生能坚持。为民作勤务，劳怨均不辞。
党中作领袖，大公而无私。群众欣爱戴，须臾不可离。
修养称楷模，党员作范仪。今年虽半百，胜利已可期。
再活五十年，亲奠共产基。
刘少奇和宋庆龄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刘少奇十分敬重和关心宋庆龄，宋庆龄对刘少奇也非常信任和尊重。“文化大革命”中，当刘少奇遭受错误批判时，宋庆龄依然对刘少奇一家十分关心。1966年11月《宋庆龄选集》和《孙中山选集》出版时，宋庆龄冒着风险，将这两本书送给了刘少奇，并亲自在扉页题写了“敬爱的刘少奇主席、王光美同志纪念，宋庆龄”赠言。
刘少奇十分注重和民主人士的联系和交往，他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黄炎培、王光英、李济深、程潜、何香凝、廖承志等人以诚相待、肝胆相照。
刘少奇少小离家，南征北战几十年，他仍旧没有忘记家乡的山山水水，没有忘记家乡的父老乡亲。1961年4月至5月间，刘少奇回家乡调查时，亲切接见了家乡的干部群众。这次回家乡调查，刘少奇还和王光美同志一道，专程步行去赵家冲看望了姐姐刘绍德，久别重逢，送给姐姐的礼品是：大米5斤、饼干2斤、糖果2斤、猪油2斤、盐蛋9个。临别时，姐姐无奈地拉着弟弟刘少奇的手渴望地说：“老弟啊，吃完了这些东西，我到哪里去找你呀？”刘少奇安慰姐姐：“现在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您要和社员们同甘共苦，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刘少奇既是一位顶天立地的伟人，也是一位儿女情长的凡人，同样有着普通人的桑梓情怀，普通人的骨肉亲情。
1948年秋，刘少奇和王光美在西柏坡结成恩爱夫妻，是同事眼中的幸福伉俪。他们相濡以沫、风雨同舟20个年头，在工作中互相帮助，在生活中互相关心，在旅途中相互照顾，在事业上相互勉励，堪称革命伴侣的楷模。刘少奇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生活的严格要求给子女们以深远的影响。他说：“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儿女们也没有辜负父母的厚爱和人民的期望，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了无愧于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父母，无愧于人民的事业。
尾厅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遭受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但他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始终坚信“历史是人民写的”。
1966年8月，刘少奇被迫停止工作，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骤然降至第八位。面对“四人帮”的诬陷和迫害，刘少奇坚持顽强抗争，但无济于事。1967年8月5日，在又一次批斗会结束后，刘少奇拿出一本1954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举在手中，面对造反派声嘶力竭地抗议说：“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讲话？”但是，在那人妖颠倒、日月无光的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保护不了国家主席的尊严。
“文革”期间，尽管全国上下充斥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但仍有人挺身而出，为真理与正义而奔走呼告。长春市的干部史云峰，在“文革”期间冒险在街头张贴传单，要求为刘少奇平反。辽宁省委的女干部张志新写下了《不能给强加罪名》一文，为刘少奇鸣冤叫屈而被枪决。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没有经过核实和认真讨论，错误地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通过决议时拒绝举手。刘少奇被审查期间，完全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后来经过认真复查，这些罪名完全是“四人帮”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一件冤案。
1969年10月17日，专案组以战备转移为由，将重病中的刘少奇用毛毯包裹着身体，从北京秘密押往河南开封，关押在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大院内原“同和裕银号”旧址的金库地下室里。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27天。11月12日清晨6时45分，刘少奇含冤逝世，享年71岁。当时,他身边既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一束鲜花，更没有他视为生命的党旗。14日凌晨，专案组为掩盖罪行，把刘少奇的遗体当作“烈性传染病人”在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专案组擅自冒称他的儿子刘源，在火葬申请单上“死者职业”一栏中，填写的竟然是“无业”。一个具有七亿人民泱泱大国的共和国主席，呕心历血为党的建设、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奋斗了一辈子，死后竟换来“无业”二字！
但是，刘少奇即使身处危难境地，始终都相信党，相信人民群众。他对夫人王光美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农民罗德明在文革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了一张标准像，他先把画像叠在毛主席像后面，后来又把画像折成小方块藏在阁楼上的帐本里，几经周折，保存完好。全国各地的群众在“文革”中冒险保存下来了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
真理不可欺，民心不可辱。真理永放光芒，公道自在人心。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刘少奇光辉而伟大的一生，并恢复了他生前的名誉。邓小平说：“刘少奇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云、宋庆龄向王光美及全家表示亲切慰问。邓小平同志紧紧握住王光美同志的手，深情地说：“是好事，是胜利！”
刘少奇生前说过：“将来，我死了以后，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象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遵照刘少奇同志的遗愿，1980年5月19日，在山东青岛黄海刘少奇生前视察过的101号驱逐舰上，亲人们将他的骨灰撒向大海。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一生坚持真理，真理又还原了刘少奇光辉而伟大的一生。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深切缅怀一代伟人刘少奇。1998年在刘少奇同志百年诞辰之际，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并亲切会见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及家属，对刘少奇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2008年11月11日，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发表重要讲话[1]，肯定了刘少奇在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的杰出贡献，高度评价了刘少奇的光辉思想和崇高品德。
刘少奇纪念馆
思想与实践刘少奇同志一生呕心沥血致力于党的建设，执着践行党员标准，既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有许多精辟论述，又对我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过许多有益探索和成功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廉政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刘少奇廉政思想，学习刘少奇的廉政风范，对于我党在新形势下建立健全教育监督、惩处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