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国语课本的特点
大师之作至今依旧有魅力 除了课本内容的浅显易懂，丰子恺这位大师的亲笔，也让这本教材显得更与众不同。“这种民国时期的老课本，全是手写的字体，配上可爱的漫画，一下子感觉不是那么冰冷冷的了。”孩子在静安区附校上一年级的家长徐妈妈表示，她给孩子选择这本书的原因是她自己就非常喜欢近代的手写繁体，“感觉这样的字让人心情安静，丰子恺的插图笔画简单，但随时随地流露出对生活的细微观察，略带稚拙的书法孩子看了也很喜爱，可以让孩子自然而然体会到五千年文化的绵延悠长。这是我们现在的教材中所看不到的。”不少家长都表示，不仅是孩子爱看，这本书和《小王子》一样，也能让成年人重归平静的心灵，感受一些最纯真的东西。符合儿童心理 寓教于乐 这本书曾经在高安路小学被引为课外读本，被推荐给家长。语文特级教师景洪春老师就表示，这本书每课的内容不多，但是重复字量非常多，很适合识字。又蕴含了足够的内容含量和思想深度，既有《商代人的书》、《孔庙和孔林》、《荆轲》等历史知识，又有《伊索寓言》、《荒岛上的鲁宾逊》、《月光曲》等外国文学，还有 《菜秧》、《望远镜和显微镜》、《种痘》等各种生活自然常识。“叶圣陶本身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及教育家，所以他编写的课本很活泼，让孩子自然产生学习兴趣。丰子恺的插图与文字有机结合，更是锦上添花。”这套老课本的一书难求对当前学生教材的编写者应该有所触动。《收获》杂志副主编叶开就在博客中表示，语文教材是教育思想的体现，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语文教材。被我们下意识地理解为“旧”的教材，因其浓烈的人道主义思想飘香，反而显得历久弥新。他认为，我们的语文课程标准，把语文工具化，而失去了人文性考量。“语文教材是学校教学活动中最重要的材料，不仅要传达出准确合理的教学目标，而且要通过基本的识字教育过渡到美德教育和修辞教育。这里的美德，不是空泛的说教，而是有根植于传统文化历史深处的最根本的价值理念，并且把这些历久弥新的道德，用美好的修辞表达出来。”浅显易读又不失儿童天真 在沪上某知名育儿论坛上，一封几年前推荐的育儿书籍的帖子中，就已经把《开明国语课本》列入其中。因为早已买不到，不少家长只能在网上下载全本，然后再打印出来，作为孩子在家里的课外读物。“浅显易懂，贴近儿童，图很有趣，孩子喜欢看”是家长热推的原因。一位幼儿园大班孩子的家长吕女士告诉记者，她前一阵在网上下载了这套书，每天睡前给儿子讲一点点。“里面的内容非常好，许多胜于现在用的小学课本。有些文章，看后引人一笑，又不失儿童的天真。”她表示，因为每篇课文都配有图片，丰子恺先生的配图形象又生动，讲解内容时，配上图，孩子很快就能理解。“举个例子，像尊重师长，就配了一幅图：学生见到老师，问一句：先生好。大大的插图配上简单的三个字，小孩子一看就明白了。”另一位家长则表示，小孩子对于顺口溜、童谣这样的方式很感兴趣，记起来也快，而这套教材中的课文都是短小的语句，念起来朗朗上口，“叶圣陶不愧是大教育家，很知道儿童的学习心理。”他举了一篇《绿衣邮差上门来》的文章：“绿衣天使上门来，送来小小一个袋。什么东西在袋里？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你想是什么？说来给我听。”“妙趣横生，又包含了很多信息量，还能让孩子开动脑筋思考。”
开明国语课本的重印卖断
这是1917年版《商务国语教科书》第117课《请问尊姓》的全文。现在上海市江湾中心小学读二年级的蔡亮，盯着右下方一脸懵懂的永儿肖像咯咯直笑。书页在她手中轻快地翻动，《语文》课本反被抛在了一边。“如果拿现今的课本与此读本相比较，知道了什么才是孩子喜欢的书籍课本。”“这本书孩子看了几页后，甚是喜欢。这更让我们家长明白好书籍才是孩子的良师益友。”“目前海外的许多华人家庭和台湾地区，还以此书来教育孩子。”当当网读者对这套再版书的评价颇具代表性。这套颜体字排印，淡墨着画，一课一图的教材，是民国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馆长张元济亲自担任校订。自1917年问世后的十年里，总发行量达到七千多万册。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国文课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此后的五年里，仅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就出版了整整12套。而如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吕叔湘、夏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热心于小学课本的编撰，负起“这担责任的事”。编得太用心了，小孩怎会不喜欢如今影印再版的《商务国语教科书》，原名《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薄薄八小册，素色封面上干净的竖排文字，别无他饰。陈宁宁五年前从旧书堆里刨出它们的时候，还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担任编辑。她1983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即从事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现在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所在地，一栋法式洋楼，原是张元济、顾廷龙等开办的合众图书馆。除金石拓片、古籍善本之外，还收藏了不少民国年间出版的“旧平装”。这些当年被当成“新书”搜罗的古旧书籍，还来不及细加甄别、保护和收藏，“有的乱七八糟堆得一塌糊涂”。但凭着对馆藏的熟悉，和三大本《民国丛书编目》，陈宁宁从“旧平装”里，翻寻出全套1917版《商务国语教科书》。在这个过程中，还勾连出了开明书店1932年版国语课本，和世界书局1930年版课本。三个版本均插画精美，陈宁宁两只手指掂着黄脆的书角，啧啧称奇，“这种书编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么会不喜欢。”为了拣选出几部合适的老课本再版，当时，她的案头堆满了各种蒙学读本和新式课堂教材。有《三字经》的民国新排本，做成了识字卡片的样子；也有清末的钦定新式读本，少不得讲经尊孔。最后选定再版的这三套老课本里，“最先确定的是叶圣陶和丰子恺一起编写的开明书局版”。为此陈宁宁还联系上丰子恺的女儿，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的丰一吟，“没想到那么多年过去，她对这套课本的记忆还很鲜活。”陈宁宁的老同学吴遵民，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副教授，也肯定了这几套老教材的价值：现在有些文化名人可能也不屑于去编纂小学课本，既没有名又没有利，也没有人出来邀请，他们很难介入。但70多年前的大师们，编了一个好教材，就滋养了一代人。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这套意象优美的课本，选文独多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猫狗狗的题材。《田里的麦熟了》、《一箩麦》、《我被缚住了》……几乎构成了一组儿童田园诗，也符合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制定的“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的要求，“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胜。”课本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第一部经部审定的小学教科书”。教育部的批语说：“插图以墨色深浅分别绘出，在我国小学教科书中创一新例，是为特色。”不用教，一读就能成诵开明等三套老课本再版后，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学、上师大第一附属小学引以为课外读本。“几乎不用教，孩子们一读就能成诵。”高老师举出佐证：《绿衣邮差上门来》，“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贴近小孩子的心理，似乎是那个年代小学课本编写的一个共识。“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但是这还不够。”叶圣陶在《开明课本》的“编辑要旨”里写到。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洋溢着开放的精神，有些问题并不设置惟一正确答案，以引导小学生主动探讨问题。1932年版的《新选国语读本》有篇《两个疑问的信》。课文这样写：“平之：先生时常对我们说，进退要守秩序，应对要有礼貌。但是也有人说，秩序，礼貌，是束缚自由的东西。照你看来，究竟应该怎样呢？”这样的问题对一年级小学生来说似乎深了些，但这种尊重小孩子，并鼓励他们进行讨论的平等思想很让人服气。尤为可贵的是，有些课文不仅告诉孩子们道理，还会教给他们方法。最能够体现当时孩子的神采的，是这样一篇应用文，出现在1922年《新教育教科书国文读本》第一册：《致某校足球会书》“某校足球会诸君公鉴：经启者，会自组织以来，只有两月，素乏练习，无从观感。久仰贵会热心体育，成绩卓著，原定于本星期六午后三时，拟约贵会诸君，在公共体育场比赛足球，俾得取法大雅，并以联络感情；想诸君亦必乐于赞同也。如荷俯允，请先示复为盼。此上，即颂健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足球会谨启。”“这就是当时孩子们的日常应用文，这样的温文而又自信，健康又有气度，让你情不自禁地赞叹。”媒体人潘采夫感慨，读者都是明白人，这样的课文，对于大国之中的寡民，是多么稀缺的珍品，对培养我们的独立思想的小国民，又有着多么巨大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