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戏曲是什么
中国十大戏曲：评剧：流行于北京、天津和华北、东北各省，它源自河北东部一带的“莲花落”，并吸收京剧、河北梆子、皮影、大鼓等音乐和表演发展而形成的。京剧：流行全国，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剧种。它的前身为徽调，通称皮簧戏，曾一度称为“平剧”，后改称京剧。表演上歌舞并重，融合了武术技巧，多用虚拟性动作、节奏感强，创造了许多程式性的表演动作。越剧：江南流行较广、深受群众欢迎的地方戏曲之一。发源于浙江一带，即古越国所在地，故名越剧，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是由说唱艺术“落地唱书”发展而成的。越剧长于抒情，以唱为主，声腔清悠婉丽，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极具江南地方色彩。 粤剧：我国南方一大剧种，流行于广东、广西及港澳、东南亚华侨聚居地区，唱念均用广州方言。它以“梆簧”为基本曲调，同时又保留昆、戈、广腔并吸收广东民间乐曲和时调。伴奏除用二弦、高胡、三弦、月琴等民族乐器外，还大胆地采用西洋乐器，如小提琴、萨克斯管等中低音乐器。 黄梅戏：安徽省地方剧种，旧称黄梅调或采茶戏。流行于安徽、江西、湖北部分地区，以黄梅采茶调为主的民间歌舞基础发展而成。初以演出“两小戏”、“三小戏”见长，后受青阳腔和徽调影响，逐渐发展为演出完本大戏。它的唱腔保存民歌本色，委婉动人，在表演上保持载歌载舞的特点，生活气息浓厚。 秦腔：流行于我国西北地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的最大剧种。因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又叫“梆子腔”，俗称“桄桄子”。秦腔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民间歌舞，经历代人民的创造而逐渐形成，是相当古老的剧种。 昆剧：我国的古老剧种，又称昆山腔，流行于江苏昆山一带。嘉靖年间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吸取海盐腔、戈阳腔的长处，对昆腔加以改革，创造闻名的“水磨腔”，使昆曲音乐获得很大的发展。昆曲有一套完整的表演体系和独特声腔系统，曲调清新婉转，表演优美动人。晋剧：即中路梆子，是山西省的代表剧种，为山西省的四大梆子之一，它的活动地区在山西中部，尤其是在太原附近、晋中一带。中路梆子的特点是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亲切，道白清晰，具有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特风格。 桂剧：地方戏曲。形成于明，发展于清，极盛于今，是广西最早形成和流传桂北地区的剧种，有300多年历史。清末唐景崧撰写的《看棋亭杂剧》40出，成为桂剧第一批剧目。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因着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创作、改编、新编桂剧《梁红玉》、《打金枝》、《断桥》等，而成为中国十大戏曲剧种之一。潮剧：是广东三大地方剧种之一，也是全国十大剧种之一。它以语言优雅通俗、唱腔优美抒情、行当分工严密、技巧优美丰富见长，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被誉为“南国鲜花”和“艺苑奇葩”。它不仅在本乡土受到人们的喜爱，而且还传播到大江南北和海内外国家，深受不少专家名流的青睐。
中国的太监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可以的话请介绍相关内容.
宦官，俗称太监或“老公”。文书上的称谓很多，例如有阉人、阉宦、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太监、内监等等。这些男子生殖器官被阉割后失去性功能而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这批人是历代王朝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及其家属的奴仆。
据记载，我国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才全部用阉人。这是由于在皇宫内廷，上自皇太后、太妃，本朝后、妃以及宫女等，女眷较多，如果允许男侍出入，难免会发生秽乱宫帷的事。所以绝不允许有其他成年男性在宫内当差。
我国历代宦官的人数以明朝为最，号称l0万。清朝改革了明代臃肿的太监机构，并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即宫规宫法，将明崇祯末年的9万多太监，削减为9000人。清朝太监的等级极其严格，清朝宫廷内设有管理太监的机构称“敬事房”，又谓“宫殿监办事处”。规定在督领侍下面，有大总管、副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下层打扫处小太监之分。发展至清代末期，太监等级更加复杂。在宫殿监中，就有总管、首领、掌案、回事和小太监之分；在各处所中又有首领、大师父、师父、带班、陈人、徒弟之别等等。如此层层节制，一级管一级.一级压一级，统治得非常严密。
封建帝王是世袭的，皇帝唯恐他人篡夺自己的皇位。一般情况下，皇帝猜忌朝廷的文武外官，总防着他们有外心：但却认为朝夕侍候在自己身边百依百顺、出身低下而又没有后代的内官员可靠。而宦官则往往利用在宫廷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攫取极大的权力，甚至操纵帝上。这些人数量不多，但奴性十足，狡黠阴险、残忍狠毒。一旦成为皇帝的心腹，更是谗谄佞邪，毫无顾忌。他们结成死党，挟持皇帝，假传圣旨，卖官鬻爵，贪赃枉法，陷害忠良，甚至可以废立以至杀死皇帝。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宦官专权曾演出了一幕幕祸国殃民的惨剧，其中以东汉、唐、明三代为最。秦朝的赵高，东汉的侯览、张让，唐代的高力士、仇士良、田令孜，明朝的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以及清代末年的李莲英，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宦官。
清代末年，河北省的青县、静海、沧州、任邱、河间、南皮、涿县、枣强、交河、大城、霸县、文安、庆云、东光，现在北京郊区的昌平、平谷，还有山东省的乐陵，都是出太监的地方。太监都是劳苦人出身，被生活所迫，指望把孩子送进宫里，有条活路，将来也得些好处。当时有的只有10岁左右就阉割净了身，李莲英就是8岁净身，9岁进宫的。民国初年。一个13岁的小太监马德清就被送进了溥仪的逊清皇室小朝廷当差。
说到净身，清光绪年间，北京有专门干这种营生的，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五”和地安门内方砖胡同的“小刀刘”，就是专干这一行当的。有的说这两家的家主都是清朝的七品官，还有的说小刀刘是六品顶戴。他们每年分4次，即每个季度给总管内务府送净好身的孩子，这是他们的职业。净身的“手续”则全由他们两家包办了。在清初，对净身还有个规定，不能私自行事，按刑律规定，违者问斩。到了晚清就不那么严格了，也有个别人是父亲亲自给儿子净身的，上面提到的马德清就是在他9岁那年，被他父亲亲自切除了生殖器。解放后，据马德清老先生回忆，净身是他一辈子最伤心的事，是一场难忘的酷刑。
太监入宫后，其中有少数人靠着奉承和钻营的手段，慢慢爬上有权有势的地位，慈溜太后宠信的李莲英和小德张，便是其中突出的两个。一代权监李莲英，曾与袁世凯互相勾结，藉以大发横财，仅一次就接受袁的贿赂20万两白银。据说李莲英临死时，不仅有大量的地产，还有无数的玉器珠宝，4个继子分得了大量银钱财物，就连2个继女，也每人各得白银l7万两。当时李莲英得罪了不少人，慈禧死后，他于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底即向隆裕太后告老出宫，悄悄地离开了紫禁城，然而他终于在宣统三年正月归天了，有说是得痢疾死的，有说是被人害死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葬在海甸区思济庄的坟墓被人挖开，竞只有人头，无身子，弄得人首异地，被人害死的可能性更大，结局归宿也够惨的！出时的小德张效法李莲英，一面讨好慈禧，同时又和光绪皇后后来的隆裕太后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终于爬上了大总管的地位。他的财产也无法计数，在河北省静海县以及京畿南苑都有他的地产，天津英租界里他曾置楼房12座，北京永康胡同有他宏伟的大宅第，此外还有当铺、绸缎店等多处。
但是，紫禁城内不少下层小太监，终日辛苦劳动，到暮年离开皇宫，也没见过皇帝一面；太监受污辱被损害乃至折磨而死的事，亦时有发生。例如晚清宫廷中被慈禧派往光绪身边的太监寇连材，因他深明大义，斗胆违例向慈禧上奏折凡10条，劝慈僖归政，并言不宜去忠直人而专用阿谀者。最后被慈禧以内监有言事者斩，按清朝成例，送交刑部命处斩勿论。据说寇连材问斩时镇定自若，死而无憾。
紫禁城内责打太监的事，屡屡发生，他们只要稍有“不规”或偶有“犯错”，慈禧即下令动辄责打和处罚。刑罚之残酷，无以复加，实在骇人听闻，有的还要株连他人。光绪末年，慈禧曾用“气毙”之刑，竞把珍纪宫中30来个太监活活处死，造成迫害太监的一大惨案。所谓“气毙”，是用七层白棉纸沾水后，将受刑人的口鼻耳封闭，再用杖刑责打而死。
另外，那些下层小太监一旦失掉服役能力之后，都要被逐出紫禁城。不少太监晚年以寺庙栖身。据调查，在北京城郊，共有明清时期的太监寺庙约20多座。辛亥革命、皇朝覆灭后，尤其是在逊清小朝廷被逐出紫禁城后，太监这一不合理的制度，终于随之彻底废除了。
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中宦、宦官、宦者、内侍、内宦、阉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
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
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
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
太监，这个专制制度下的牺牲者，或沉于地狱，或平步青云，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
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
※太监的起源※
太监也称宦官，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
先秦时期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宦官一般由身分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
唐宋时期 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明清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此后，宦官之祸迭起。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也结束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的宦官制度。
河南豫剧都有哪些著名的剧目？
有《春秋配》、《花木兰》、《对花枪》、《三上轿》、《抬花轿》等。1、《春秋配》《春秋配》讲述了一对才子佳人历经磨难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少女姜秋莲生母早逝，父亲出外经商，经常受后母虐待。一日，姜秋莲随乳母深山捡柴，路遇公子李春华，李同情姜的遭遇赠银相助，姜难中受助对李产生爱慕之情。后母唆使外甥侯上官深夜奸杀姜秋莲不成反而误杀乳母，于是嫁祸于李春华，诬陷李杀死乳母拐走秋莲将其告至公堂。县官受贿枉法将李春华屈打收监。姜秋莲连夜逃离家庭寻父鸣冤，巧遇李春华挚友、占山为王的张彦行带领弟兄下山营救李春华。最终张彦行假扮朝廷大员赶至公堂，惩处后母、侯上官及县官一干恶人，救出蒙冤的李春华，并当场让李、姜二人拜堂成婚。2、《花木兰》豫剧音乐剧《花木兰》由“新古典主义”戏剧家石磊担任导演和剧本创意，豫剧大师常香玉的女儿陈小香担任艺术指导，常派再传弟子连德志领衔主演。81岁高龄的豫剧大师王素君、唐派名家袁国营等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甘当绿叶，河南豫剧院青年团优秀青年演员李多伟、杨历明、吕军帅等参加演出。演出中，常派经典剧目《花木兰》中的15个唱段并未删改，而是采用了新的民族交响乐队，以朗诵《木兰辞》做串联，加入了伴唱、合唱、轮唱等现代音乐形式，但呈现的是原汁原味的常派唱腔。演员全部彩扮演出，保留全剧的戏剧性，舍弃过场戏，演出进度比传统豫剧更明快，很多戏迷不由自主地跟随乐曲哼唱起来。3、《对花枪》《对花枪》又名《花枪缘》，是豫剧大师马金凤老师的代表作之一。剧情取自瓦岗寨传说的故事。另有同名京剧《对花枪》。剧情介绍隋朝末年，罗艺少年时，进京赴考，途中病在姜家集，被姜桂芝父亲救回家中，并让女儿姜桂芝向罗艺传授姜家花枪。二人一同练习花枪，彼此爱慕，由姜父做主，结为夫妻。一年后，罗艺再次赴京应试时，姜桂芝已身怀有孕。离别后，音讯难通。姜桂芝父母亡故，携子离开家乡，流落在龙口村。隋朝战乱四起，罗艺投奔瓦岗寨，又娶秦氏，生子罗成。四十年后，瓦岗寨史大奈、尤俊达到龙口村借粮，姜桂芝因而得知罗艺在瓦岗寨，遂带子罗松，孙罗焕投瓦岗以求团聚。罗艺既怕见责于秦氏和儿子罗成，又怕在众人面前有失自己长者尊严，因而矢口否认和姜桂芝的姻缘。姜桂芝见罗艺忘了前情，气愤已极，披甲上马，定要在瓦岗寨众将面前和罗艺比武对花枪。罗艺无奈只好应战，结果被姜桂芝打下马来，罗艺羞愧万分，乃认妻谢罪。姜桂芝在众人劝解之下与罗艺重归旧好，一对老夫妻又得团圆。4、《三上轿》《三上轿》，豫剧传统剧目，戏全本《假金牌》之一折。原本是胡唱八唱的（送客戏），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被豫剧皇后陈素真改编加工整理后，轰动大中原。14年后（1944年）陈素真将此剧传授于豫剧大师崔兰田，崔兰田宗深沉、悲壮的豫西调，她将此剧改为豫西调唱腔，仍造成巨大轰动。此后又被越剧、评剧、秦腔、黄梅戏、庐剧、河北梆子、晋剧、蒲剧、川剧、平调、淮海戏、怀调、泗洲戏、淮剧等其它剧种移植了此剧。5、《抬花轿》豫剧《抬花轿》，早期又称《文武换亲》、《香囊记》，是豫剧花旦的看家戏，也是老百姓最喜欢的一出戏。明朝永乐年间，新科武状元和当朝四品官周定大人的女儿周凤莲订下终身。迎亲之日，周凤莲刚考中新科文状元的义弟周进宝送她出嫁到邱府。周进宝在邱府内惊异地发现一丫环竟是自己跳河身亡的定情妻子王定云。可定云担心如今他俩地位不同，二府双亲不会答应。周凤莲劝说公婆、爹娘，为他们重搭鹊桥，最终使爹娘抛弃了门第观念，促成了王定云和弟弟的美满婚姻。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抬花轿（豫剧）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三上轿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对花枪（古典戏曲曲目）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花木兰（豫剧音乐剧）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春秋配
红脸王是谁啊？
1、“红脸王”最初是豫东观众对唐玉成先生的专有称呼,已经逐渐被人们接受。 2、后来，唐玉成的弟子杨启超因在同辈弟子中表现突出，被人们称为“小红脸王”（以区别于“老红脸王”）。 3、20世纪八十年代初恢复古装戏，刘忠河及其红脸剧目走红。因刘称唐玉成 为“师爷”，故刘忠河被人们称为当时的“小红脸王”或“豫东红脸王”。但当时尚无“几大红脸王”的提法。 4、八十年代中期，音像公司出版了唐玉成、张枝茂、刘新民、洪先礼、索文化、朱坤芳、陈传明、谢庆军等八人的录音录像，发行了命名为《豫剧八大红脸》的6碟装VCD。从此便有了比较流行的“豫剧八大红脸”的说法。 5、逐渐地，又把“豫剧八大红脸”的称呼，演变成了“豫剧八大红脸王”的称谓。 6、后来又有人认为，把老“红脸王”唐玉成同其弟子辈的演员合并为“八大红脸王”似乎不合适（比如把常陈崔马阎桑“六大名旦”与她们弟子辈中找出四人合并为“十大名旦”；或者把老“六大名旦”与“93十大名旦”合称为豫剧“十六大名旦”是否可行？这是同样道理），于是就把唐玉成从“八大红脸王”名单中去除，加上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由于各人的理解标准不同，这就有了不同版本的“八大红脸王”。 7、这些不同版本的“八大红脸王”，总计起来演员远远超出了八个，于是就有人综合归纳出了“十大红脸王”等说法。还有人对凡是认为唱得好的红脸演员，索性都叫做“红脸王”了。这样，就出现了“红脸王”称号被滥用的现象。 为了规范“红脸王”这个称谓，有人提出以下几种改进意见： 一种意见是：把“红脸王”的称号还留给唐玉成，其余的都称为“著名红脸演员”。 另一种意见是：按师承辈分，将其划分为：老红脸王、第二代红脸王、第三代红脸王、第四代红脸王等。但这种划法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非唐门红脸恰当地（按年龄？年代？）分别比照到相应的辈分中去。 第三种意见是：仍把音像社已经出版了《豫剧八大红脸》6碟装VCD的唐玉成、张枝茂、刘新民、洪先礼、索文化、朱坤芳、陈传明、谢庆军等8人，继续称为“八大红脸王”（这不分辈分和年代）； 另外，可以推选出“当今豫剧八大（或十大）红脸王”（确切地说，是指活跃在21世纪初期，其剧目流行较广、演出走红、且都在世的著名红脸演员）。这可以采取举办“红脸王艺术节”、红脸剧目展演、调演、红脸演员擂台赛、投票推选等办法产生。网友也可以对此发表意见。希望采纳
红脸王的简介
幼年丧父，随母至外祖父家居住。1904年入玩友班，攻花脸、红脸。1906年入夏邑罗家班学艺，师从况凤仙(艺名科马，旦角)。1920年又拜师冯垛，赐名玉成,他虚心学习冯垛的演唱技巧，技艺提高，名声大震。冯垛去世后，唐玉成成为该班台柱。 1921年入夏邑程家班演出，始有名声。1925年以后在虞城刘家班与王彦山、张永兰、黄儒秀长期合作，并吸取名红脸孙照登的一些唱腔特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唱派，1948年投国民党55师随军演出,建国后入虞城人民剧团为领衔主演。唐玉成是豫东调最有代表性的须生演员，他不仅扮相壮美，表演细腻洒脱，善于刻画人物的性格情态，而且唱腔不同一般，别具风采。在演唱时，多是真假嗓结合，先低后高(一般由C调升到E降调)，刚柔相济，浑厚朴实，耐人寻味。他特别擅长运用偷字、嵌字、闪板及哀颤(寒颤)等巧妙唱法，使人听起来既感到粗犷豪放，又别具风采。1962年，他参加河南名老艺人汇报演出了《火烧纪信》、《地塘板》、《文王跑坡》等剧目。冯纪汉在《向优秀的传统学习》一文中，对他在《火烧纪信》中扮演的纪信给予了高度评价：“唐玉成通过自己的唱腔和表演，从犹豫到自愿，表演得很有层次，而且合情合理。一个68岁的老人，还能够作出这样的表演，特别是唱腔还那样洪亮优美，如果没有高深的艺术造诣，是难以达到这样境界的。””八大红脸王要么与唐玉成有直接师承关系或要么深受其唱腔影响。刘忠河、张枝茂、刘新民、索文化、洪先礼、谢庆军、朱坤芳、陈传明并称为豫东八大红脸王。他演出的代表剧目还有《反徐州》、《杨河堂》、《白玉杯》、《李渊跑宫》、《闯幽州》、《困南屯》、《刘公案》等。1949年，他参加了虞城县人民剧团，还先后演出过现代戏《小女婿》、《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传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