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给自己留条退路？
有“心计”的人说话做事不会把话说得太满，不会把事情做得太绝，而是在考虑事情时既有全力以赴的进取准备，也给自己留条退路。这样，进可攻，退可守，便没有了后顾之忧。清朝乾隆年间，纪晓岚在任左都御史时，员外郎海升的妻子吴雅氏死于非命，海升的内弟贵宁，状告海升将他姐姐殴打致死。海升却说吴雅氏是自缢而亡。案子越闹越大，难以做出决断。步军统领衙门处理不了，又交到了刑部。经刑部审理，仍没有结果。因为贵宁认定姐姐并非自缢，不肯画供。经刑部奏请皇上，特派大员复检。这个案子本来事并不大，但海升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阿桂的亲戚，审理官员怕得罪阿桂，有意包庇，判吴雅氏为自缢，替海升开脱罪责。没想到贵宁不依不饶，不断上告，惊动了皇上。皇上派左都御史纪晓岚，会同刑部侍郎景禄、杜玉林、带同御史崇泰、郑徵和东刑部资深已久、熟悉刑名的庆兴等人，前去开棺检验。纪晓岚接了这桩案子，也感到很头痛。不是他没有断案的能力，而是因为牵扯到阿桂和和坤。他俩都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并且两人有矛盾，长期明争暗斗。这海升是阿桂的亲戚，原判又逢迎阿桂，纪晓岚敢推翻吗?而贵宁这边，告不赢不肯罢休，何以有如此胆量，实际是得到了和坤的暗中支持。和坤的目的何在?是想借机整掉位居他上头的军机首席大臣阿桂。而和坤与纪晓岚积怨又深，纪晓岚若是断案向着阿桂，和坤能不借机一块儿整他一下吗?打开棺材，纪晓岚等人一同验看。看来看去，纪晓岚看死尸并无缢死的痕迹，心中明白，口中不说，他要先看看大家的意见。景禄、杜玉林、崇泰、郑徵、庆兴等人，都说脖子上有伤痕，显然是缢死的。这下纪晓岚有了主意，于是说道：“我是短视眼，有无伤痕也看不太清，似有也似无，既然诸公看得清楚，那就这么定吧。”于是，纪晓岚与差来验尸的官员，一同签名具奏：“公同检验伤痕，实系缢死”。这下更把贵宁激怒了。他这次连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一块儿告，说因为海升是阿桂的亲戚，这些官员有意回护，徇私舞弊，断案不公。乾隆看贵宁不服，也对案情产生了怀疑，又派侍郎曹文植、伊龄阿等人复验。这回问题出来了，曹文植等人奏称，吴雅氏尸身并无缢痕。乾隆心想这事与阿桂关系很大，便派阿桂、和坤会同刑部堂官及原验、复验堂官，一同检验。“纸包不住火”，终于真相大白：吴雅氏被殴而死。于是讯问海升，海升见再也隐瞒不住，只好供出实情：是他将吴雅氏殴踢致死，然后制造自缢的伪像。案情完全翻了过来，原验、复验官员几十人，一下儿都倒霉!乾隆发出诏谕：“此案原验、复验之堂官，竟因海升系阿桂姻亲，胆敢有意回护，此番而不严加惩戒，又将何以用人?何以行政?”阿桂革职留任，罚俸五年；叶成额、李阔、庆兴等人革职，发配伊犁效力赎罪，皇上在谕旨中一一判明。唯独对纪晓岚，谕旨中这样写道：“朕派出之纪晓岚，本系无用腐儒，原不足具数，况且他于刑名等件素非诸悉，且目系短视，于检验时未能详悉阅看，即以刑部堂官随同附和，其咎尚有可原，著交部议严加论处。”只给了他革职留任的处分，不久又官复原职。纪晓岚在这个案件中之所以得到皇上的原谅，主要是他在验尸中以“我是短视眼”、“看不太清”为由，给自己留下了退路。有“心计”的人总是用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好的结果，同时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物质准备和应变措施。在追求利益时，既要考虑到成功的一面，也要考虑到有失败的可能，两者兼顾，方能周全。在欲进未进之时，应该认真地想一想，万一不成怎么办?及早地为自己留一条退路。《战国策》中有一句名言叫“狡兔三窟”，意指兔子有三个藏身的洞穴，即使其中一个被破坏了，尚存两个；如果两个被破坏了，还剩一个。这就是一种居安思危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先留退路的预防策略。多准备几手，多设想一下可能出现的困难，多几个应急措施，一旦有了情况，出现问题，就能应付自如，“东方不亮西方亮”。不论做什么事都难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所以，在没有成功的绝对把握时，应该先给自己留最余地，以便进退自如。
为什么永远给自己留条退路？
吉尼·奥特里。
我认为大多数人的烦恼离不开家庭与钱财。我幸运地娶了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小镇的女孩为妻，我们的家庭背景很相似，而且兴趣和爱好也大致相同。我们一直用心经营我们的婚姻，所以很少有家庭烦恼。
我消除财务烦恼的方法是：
第一，我遵循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对任何事情都要百分之百地诚实。如果我向别人借钱，一定全数奉还。不诚实所引起的烦恼比什么都大。
第二，每当我开拓一项新事业时，我总是会给自己预留后路。军事专家建议，作战时一定要保持补给线通畅。我认为在个人事业的战场上，这一点也一样适用。举例来说，在德克萨斯州及俄克拉荷马州长大的人，常见到干旱所带来的灾害。我们曾有过艰苦的岁月，穷困的父亲有时必须穿越田野，用马匹去交换必需品。
我要的是更多的安全感。于是我在铁路站找到一份工作，并利用工作余暇学会发电报。后来我在铁路公司担任电报代班员。我被送往任何车站，代替请病假或休假的人，待遇是月薪150美元。
后来，不论我从事什么工作，我总觉得铁路公司的工作是非常安定的。我也总是保留一条后路，以便有机会再回铁路公司。它是我的补给线，除非我已在更好的新职务上稳定下来，否则我决不切断这条退路。
举例来说，在1928年，我当时在佛里斯科铁路公司工作，被派往齐尔市工作。有一天晚上，一个陌生人走进办公室，要求发一封电报。当时我一面弹吉他一面唱歌，他说我唱得很好，建议我到纽约去发展，找机会登台或上广播节目。我当然是受宠若惊，而当我看到他在电报上的签名，更是惊喜得几乎停止呼吸，他正是西部歌曲明星威尔·罗杰斯。
我并没有立即整装前往纽约，反倒是前后谨慎地考虑了9个月。我终于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我到纽约发展，实在没有任何损失，只会更有收获。铁路公司发了证件给我，我可以免费乘坐火车旅行。我在车上睡觉，随身带着三明治、水果作为餐点。
于是，我去了纽约。在纽约，我找了一间每周房租5美元的小房间住下，吃点速食，在街上闲逛了10个星期，完全一事无成。如果不是想到回去还有工作的话，我一定会忧虑死了。我已为铁路公司工作了5年，我可以享受一些资深员工的福利，但为了保障这些权益，我不能离职超过90天。而我当时已在纽约市混了70天。我只有用铁路证件尽快赶回俄克拉荷马，重操旧业，以保持我那条补给线。我后来又干了几个月，存了一点钱，再回纽约市放手一搏。
这一次有突破了。一天，我正在录音公司等候面谈，对着接待小姐，我取出吉他，唱了一首《珍妮，我梦中的紫丁香》。正当我唱得起劲时，这首歌的作曲者刚好走进来。听到有人唱他的歌，自然令他十分愉快，于是他写了张便条，介绍我去维克多录音公司。我录了音，但不理想——我太僵硬了，而且不自然。于是我接受了维克多公司录音师的建议，又回到铁路公司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到电台演唱西部乡村歌曲。这个安排很适合我，因为我没有后顾之忧，因此，我也没有烦恼。
我在杜沙电台演唱了9个月。在那段日子里，我与吉米龙·朗合写了一首歌曲《我的银发老爹》，这首歌抓住了听众。美国录音公司总裁亚瑟·赛德利请我录唱片。风评不错，于是我又录了好多首歌，终于得到在芝加哥一家电台唱乡村歌曲的工作机会。周薪40美元。唱了4年之后，我的周薪调升到90美元，又因为有机会在戏院登台，而有300美元的额外收入。
到了1934年，我的机会来了。好莱坞制片商决定开拍西部牛仔的影片，不过他们不要一般的牛仔演员，而要一个会唱歌的牛仔。美国录音公司老板也是共和制片厂的股东，他跟其他的股东建议说：“如果要找会唱歌的牛仔，我正好有一位为我们录音的歌手。”
就这样，我进入了电影界，周薪100美元，我开始扮演歌唱牛仔。我实在非常怀疑我拍电影能成得了大器，不过我并不为此担心，反正我随时可以回铁路公司工作。
我在电影上的成就，远远超出了我的意料。我现在的年薪是10万美元，另加影片票房的一半红利。不过我很清楚，这绝非长久之计。我还是不必发愁。不管发生什么事——即使我完全破产，一文不名，我还可以随时回到铁路公司工作，我一直没有切断这条后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