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介绍
在美国，“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是令不少黑人闻之色变的专有名词，已成为种族主义的代名词之一。 自1932年起，美国公共卫生部（PHS）以400名非洲裔黑人男子为试验品秘密研究梅毒对人体的危害，隐瞒当事人长达40年，使大批受害人及其亲属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人称“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尽管美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东窗事发后下令彻查、予以赔偿，并最终于1997年给出了迟到的道歉，却无法挽回对受害人造成的莫大伤害。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事件
在这段丑闻已经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时候，美国记者及生物伦理学者哈丽雅特·华盛顿将于12月26日出版新书《医学种族主义》，再次挖掘这段丑闻的真相——这份真相，远比30年前的调查结果更为触目惊心。救人刀？杀人刀？医学研究的宗旨理应是救死扶伤。然而，“救人刀”有时却成为“杀人刀”。为研究梅毒的传播及致死情况，美国公共卫生部（PHS）自1932年起授权塔斯基吉研究所启动一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其全称为“针对未经治疗的男性黑人梅毒患者的实验”。面对免费治疗等条件的诱惑，399名感染梅毒的黑人男子和201名没有感染梅毒的黑人男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试验品”。这项实验违背人性之处在于，研究人员隐瞒事实真相，有意不对这些梅毒感染者提供任何治疗。即使是在1947年青霉素成为治疗梅毒的有效武器后，研究人员也没有对参与实验的黑人患者提供必需的治疗。就这样，这项原本声称为期6个月的计划一直进行到1972年。直到当年7月，美联社记者才通过一名前公共卫生部官员提供的线索，首次揭开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黑幕，旋即在美国各界、特别是黑人等少数族裔群体中引起轩然大波。一个由医学、法学专家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于同年成立，受权调查“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真相。然而，通过对各方当事人的采访以及对尘封档案的细致搜索，美国记者兼生物伦理学者哈丽雅特·华盛顿发现，该调查委员会当年匆匆数月的调查远远没有揭露出事件本质，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掩盖丑恶事实。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近日报道，哈丽雅特·华盛顿计划于今年年底推出《医学种族主义》一书，讲述她所发现的事实——“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比人们想象的更违背人性和道德标准。“试验品”均已去世欧内斯特·亨登曾不只一次地回忆起1932年的那一天，一辆满载医生的客车来到亚拉巴马州梅肯县。他和当地其他近400名感染梅毒的非洲裔穷苦黑人原本以为生机从天而降，孰料从此落入痛苦的深渊。在这片医疗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当地人当时将梅毒症状、贫血症状以及身体疲劳等症状一律称为“坏血病”。医生们以免费体检、免费治疗所谓“坏血病”、免费提供丧葬保险等条件，吸引当地的黑人男子们加入一项“治疗计划”。根据哈丽雅特·华盛顿的采访和调查，这些黑人男子大多是被这样一句话打动，“记住，这可是你能得到免费治疗的最后机会”。然而，对于所谓“治疗计划”的真正目的，这些黑人男子却一无所知。亨登记得，医生给他吃了两种药片，“然后他们对我的背部进行化验，抽取了什么东西”。吃了什么？他不知道。抽取了什么？他也不知道。他更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一名“志愿者”。在此后40年中，亨登又接受了无数次这样的检查。所幸，作为少数比较幸运的梅毒感染者之一，他的病症虽不治却得以缓解，他也奇迹般地活到96岁高龄。然而，数百名和他一样经历过“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受害者却没有这般好运。截至1972年美国媒体首次披露这段臭名昭著的丑闻时，参与实验的患者中已有28人直接死于梅毒，大约100人因梅毒并发症而死亡，40人的妻子受到传染，19名子女在出生时就染上梅毒。此后，悲剧还在不断上演。两年前，欧内斯特·亨登撒手人寰。至此，“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试验品”全部离世。为研究不顾人死活黑人护士尤妮斯·里弗斯是整个事件的关键证人之一，她为“塔斯基吉梅毒实验”项目工作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里弗斯回忆说，患者们免费接受的所谓“治疗”，实际上不过是几片维生素或阿司匹林药片。“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当时的负责人雷蒙德·冯德勒曾表示，他就是希望能达到实验的真正目的，并让患者继续参与所谓的“治疗计划”。实验还包括一项患者尸体解剖计划，旨在加强梅毒对患者脑部及其他器官伤害的研究。当时的一名公共卫生部（PHS）高官1933年时曾表示，“只有这些患者死了，我们才对他们有更多兴趣。”为此，里弗斯扮演的角色格外重要。她要定期走访参与实验的患者家庭，游说患者继续参与实验。她会给患者们分发阿司匹林、维生素等药品，偶尔也会带上一些现金做为“小礼物”。此外，她还要努力说服那些身处死亡边缘的患者同意死后接受尸体解剖。提供免费安葬是她屡试不爽的一个利诱条件。哈丽雅特·华盛顿认为，归根结底，“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主要目标就是保证“试验品”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以保证医学研究的“连贯性”。这一点在青霉素被广泛应用于治疗梅毒后依旧没有改变。冯德勒曾于1952年表态说，“我希望抗生素的出现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项实验。”由于这种刻意的延误治疗，根据哈丽雅特·华盛顿提供的数据，截至1955年，“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死者中的三分之一系直接死于梅毒，同时还有大批幸存者已经处于梅毒最危险的发病阶段。调查人员粉饰太平尽管如此，“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当年还是备受维护。就连大力主张以青霉素根除梅毒的美国时任医务总监托马斯·帕伦也为之辩护说，该实验为人们更好地了解梅毒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良机”。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据哈丽雅特·华盛顿调查，当年那个调查委员会并未将调查职责进行到底。一方面，调查委员会只获得数月时间来调查一桩延续了40年的实验计划，政府官员还拒绝为他们提供一些重要的相关档案。另一方面，调查委员会也直接起到“粉饰太平”的作用。当年的调查委员会成员弗纳尔·凯夫和杰伊·卡茨在接受哈丽雅特·华盛顿采访时表示，他们认为当初有关部门任命布卢德斯·布特勒为调查委员会主席就是要他掩盖丑闻，布特勒也在调查过程中说服其他调查人员“给真相搀水”。比如，他们明明已经采访了包括里弗斯在内一批关键证人，但当布特勒提出如果保留录音可能会影响证人声誉后，这些关键的录音随即被付诸一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