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阅资料，谈谈魏晋佛教盛行对当时文化艺术的影响
教学目标
1．基础知识
刘徽与祖冲之的数学成就，贾思勰及其《齐民要术》，裴秀，郦道元及其《水经注》；道教的发展，佛教的盛行，范缜的《神灭论》，北魏大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特点，建安文学，陶渊明与田园诗，南北朝的民歌；书法艺术的发展与王羲之等书法大师，曹不兴，顾恺之及其杰作，石窟艺术宝库。
2．能力与方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特点。通过联系前代文化成就学习本节内容，使学生理解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培养学生的理解、综合等方面的能力，学习把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之间的历史联系来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
结合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状况，学习本节关于道教发展、佛教传播的有关内容，学习“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的科学方法（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培养和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建安文学、陶渊明的田园诗杰作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瑰宝，与语文教师合作，共同指导学生结合其创作环境，阅读原作，赏析他们的诗歌，提高学生对文艺作品的欣赏水平与能力。
3．情感与价值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战乱对科技文化的发展起了破坏和阻滞作用，但我国的科技文化仍有很大发展，并在民族融合中吸取了新的营养。文化长期延续发展，是中国文明史的一大特点。通过学习，进一步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的伟大贡献。
魏晋南北朝涌现了一大批科学家、诗人、书法家、美术家，许多科技成就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许多文学艺术成就具有独特的风格与魅力。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民族自豪感，并学习他们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创新进取的精神。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祖冲之、贾思勰及其贡献；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书法艺术。
难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特点与历史地位。
课时安排
二课时。
课前准备
教师：收集图片：王羲之的《兰亭序》（或其他书法作品）、顾恺之的画作、云冈石窟的照片、龙门石窟（以宾阳中洞帝后礼佛图等为最佳）照片。选印三曹诗选与陶渊明诗选（各选2～3首）。
学生：复习“秦汉时期的文化”（重点阅读与理解秦汉时期的数学成就、佛教的传人、道教的形成、乐府诗等有关内容）与本章的引言。阅读建安文学的一些代表作与陶渊明的诗作，不指定具体篇目，任其自由阅读。收集、传阅魏晋南北朝艺术成就的各种图片、照片、邮票。到过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同学准备向全班同学介绍参观的感受。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
复习本章引言，进一步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状况的基本特点，导入新课。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国家处于分裂状态，长期战乱，社会动荡，对经济、文化都有极大的破坏，但是我们的民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进取的活力，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又有了新的发展，新的成就，而且随着民族之间联系的加强，民族融合使魏晋南北朝文化更加绚丽多彩。这一时期的文化，上承先秦与秦汉，又有创新，从而下启隋唐文化昌盛的局面。
一、科学技术的进步
1．数学新成就
数学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成就最为显著的学科之一。汉代《九章算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应用数学。魏晋时的数学家刘徽写了《九章算术注》，创造性地提出了割圆术求圆周率的方法。他认为圆内接正多边形面积小于圆面积，但边数屡次加倍，其面积就愈接近圆面积，以此求得圆周率。这实际上是运用极限的概念来解决求圆周率的问题。
祖冲之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科学家，博学多才，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数学方面，他的成就首推对圆周率的精确推算，求出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有效数字的圆周率，算得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用这个数值来计算直径为1000米的圆周长，其误差不超过1厘米。在公元5世纪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伟大成就。直到15世纪前期才有人求出更精确的圆周率数值。祖冲之还著有《缀术》，这是一部内容深奥的数学著作，唐朝时曾被列入“算经十书”，作为国家所设算学科学校的教科书，后来失传了，直到今天，国内外数学史家对这部专著的内容还在进行探研。祖冲之的数学成就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月球背面就有“祖冲之环形山”，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数学家。
2．农学名著──《齐民要术》
中国是农耕文明高度发展的国家。自古以来，农业被视为“天下之本”。汉朝以前，我国就有许多农学著作，但可惜均已失传。贾思勰撰写的《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最完整的农书。
贾思勰是北朝时期杰出的农学家。他“采捃（jun）经传，爱及歌谣”，继承和总结了我国古代农学遗产，又“询之老成，验之行事”，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农学体系，撰写成了《齐民要术》。
内容全面是《齐民要术》的突出特点。除“商贾之事，阙而不录”以外，“资生之业，靡不毕书”。这部著作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北魏末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耕、畜牧的生产经验以及食品加工、储藏等，反映了北魏时期我国北方农业等科学与生产技术的水平，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
3．地理学的重大发展
地理学也是中国古代深受人们重视的科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学在两汉地理学的基础上有很大发展。裴秀、北魏郦道元是对我国地理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地理学家。
裴秀是西晋时期的地图学家。《禹贡》是中国古代地理的一篇珍贵记载，它假托禹治水后的政区划分，记述地理状况。西晋裴秀认为“《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暗昧”，于是绘制了《禹贡地域图》，还提出了绘制地图的重要原则。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赞誉裴秀“堪称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
北魏郦道元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地理学家。他撰写了《水经注》。这部书以前人的《水经》为纲，通过搜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扩充与丰富了《水经》的内容，全书共40卷，30多万字，作了20倍于原书的“注”，自成巨著。《水经注》详细记载了全国大小河流水道1000多条，全面、系统地描述了这些水道的源流走向，详细、生动地记载了其流经地区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历史地理等多方面的内容。“道元好学，历览奇书”，郦道元知识广博，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水经注》文笔生动流畅（读《水经注》中“三峡”或“孟门山”一段），郦道元笔下的长江三峡、黄河龙门，以文字的艺术之美，表现了祖国山河的自然之美。北宋大文豪苏武说：“嗟我乐何深，水经也屡读”。《水经注》不仅是一部地理名著，历史、文学价值也很高。
二、道教、佛教的传播与反佛
两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道教在民间兴起。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发生变化，有了新的发展；佛教广泛传布，盛行起来；同时，反佛也开展起来，“神灭论”与佛教的“神不灭论”成为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一场思想斗争。
1．道教的发展变化
道教源于民间，在东汉中后期，逐渐具备宗教的基本特征，形成独立的宗教。最初，它在下层民众中影响较大，成为民间结社、甚至农民起义的精神工具。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发生分化。一些道教理论家对它进行改造，使这一宗教逐渐为统治思想所接纳。东晋人葛洪是著名的道教理论家，他把儒家学说的社会伦理也作为道教的指导思想，同时大谈采药炼丹，养生延年，修道成仙。他的著作《抱朴子》，就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内篇主要讲“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攘（rang）邪却祸之事”，外篇讲“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倡言儒家的名教纲常，他把民间传布的道教斥为“妖道”。葛洪把道教思想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很适合统治者的需要，于是，道教在官僚士人上层社会中风靡一时，《抱朴子》也被奉为道教经典。葛洪是一个炼丹家，炼丹在无意中对早期化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抱朴子》一书中就有许多化学知识。他还是一位医学家，曾把许多用之有效的药方收集整理成书。
南朝时，道教理论家写了一些书籍，道教经典增多。萧梁时，陶弘景进一步在道教教义中融入儒家学说，而且吸取佛教教义，还把封建等级制度引入道教的神仙世界，建立起道教的神仙体系。经过陶弘景的改革，道教的改造基本告一阶段。民间道教已完全改变成了正统道教。陶弘景在医药学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
2．佛教的广泛传布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战乱不息的乱世为佛教的广泛传布提供了社会环境。在苦难中挣扎的穷苦百姓，希望在精神上得到解脱，佛教宣扬的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让他们从中得到虚幻的慰藉。统治者也需要佛教，佛教有一整套系统的教义，可以借助它来控制人们的思想，麻痹人们的斗志。这样，南北朝许多统治者都笃信佛教，并极力宣扬它，以此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法显是当时著名的高僧。他从陆路西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但他“自力孤行，遂过山险”，到达天竺，后取道海上回国。他带回并翻译了一些佛经，还将自己西行取经的经历，写成了《佛国记》。这部书是研究当时西域和南亚各国交通、地理、历史、社会习俗的重要著作。法显等一批西行高僧，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因此，他们能较好地汲取印度文化的精华，同时传播中国文化。以佛教为载体，印度文化、中亚文化也传到中国，在语言、艺术、天文、医学等许多方面，对我国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部分，可采用阅读法处理。教师应在课前要求学生查阅工具书，了解法显和《佛国记》，否则无法通过阅读达到理解与掌握这段文字的效果。另一方面，教师在印度文化对中国的积极影响方面，要准备一些例证，以便回答那些对此有兴趣的学生所提出的问题）。
3．佛教盛行的危害与反佛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空前炽盛，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首先，“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天国是“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马克思：《导言》），刘宋文帝就说：全国百姓信佛教。“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佛教的广泛传布使人民安于现状。其次，广修寺塔，施舍钱财，耗费了大量钱财。当时，北方、南方遍布佛寺，北魏迁都前，“京城（平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迁都后，洛阳佛寺有五百多所，北魏境内佛寺增至一万三千七百二十所；南朝的建康就有佛寺五百多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刘宋明帝建造一座寺院，就有大臣说：“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怨。”其三，寺院经济过度膨胀，占田夺人，与封建政府争夺劳动力，使政府税源减少，加重了农民负担。据记载，北魏寺院“侵夺佃民，广占田宅”，“遍于州镇”。这些农户缴纳的租税归寺院经管，不上交政府，南朝寺院也是如此，以至“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这也成为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的突出特点。
由于佛教炽盛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不断有人站出来提出反佛，有的统治者也为了维护官方利益，大举灭佛。
南朝一些皇帝笃信佛教，齐梁时杰出的思想家范缜却“盛称无佛”，提出“神灭论”，从理论上给佛教以沉重打击。他在《神灭论》中，针对佛教形神分离，人死后灵魂能离开肉体独立存在的“神不灭”的观点，提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又指出，“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存？”范缜关于人的精神和形体关系的思想，是对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重大发展，有力地批判了“神不灭”的说教。范缜不为利诱，不畏围攻，坚持自己的观点，这种精神十分可贵。
在北朝，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曾先后两次灭佛（指导学生阅读“北周武帝灭佛”的课文，并且结合课后练习中“阅读与思考”的问题，要求学生注意这次灭佛的背景、目的、措施及其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新成就，特别是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精确推算和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最为突出。在那动乱岁月里，道教发生变化，佛教盛行南北，反佛、灭佛也有很大影响。
第二课时
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精神财富。中国是诗的国度，数千年来诗人们的杰出创作美不胜收（提问：先秦、两汉诗歌创作的突出成就，并请一学生背诵一首自己最喜爱的先秦、两汉诗作）。教师从学生背诵的诗进行赏析评点、引入新课。
三、承上启下的文学
1．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历史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在两汉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的急剧变动，丰富了文学的内涵，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现实基础，而且北方游牧民族内迁，以牧歌、战歌为主的北方民歌，也给文学发展提供了新鲜血液。
这一时期的文学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许多诗歌直接继承了汉代乐府诗的写实传统，反映了人民的疾苦，这些杰作又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诗歌体裁方面，许多诗歌上承前代传统，又对它进行改造。这一时期，诗歌完成了古诗从四言、五言、骚体到七言诗的过渡，使七言诗独立成形。这些都为唐朝诗歌创作空前繁荣时代的到来作了准备。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文学评论、散文、小说等都有发展，最突出的成就是诗歌。时代造就了一批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著名诗人。
2．建安文学
首先师生共同欣赏、评析曹操的《蒿里行》（建议教师在课前印发曹操的诗作《蒿里行》《苦寒行》《观沧海》）。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展开了一幅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百姓遭殃的历史画卷，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历世文人将它誉为“汉末实录，真史诗也”。全诗仅80字，语言非常简洁，但场景却十分宏大。曹操的这首诗以乐府旧题“蒿里行”来写时事，“蒿里行”本来就是挽歌，曹操用它来表达对万姓生民在战祸中惨死的哀伤，感情深切真挚，具有苍凉激楚的风格，这又是汉乐府诗中前所未见的。他继承了汉乐府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又有创新与发展（学生如提出对曹操其他诗作的赏析，教师应予肯定，并有所指导，若出现不同意见，教师不宜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不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曹操的《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抒发了个人情感，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他作为一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其审美情趣与一般文士大不相同，具有鲜明的个性。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建安时期（196～219年），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为代表的诗人，以所见所闻及亲身经历，写出了许多内容充实、风格苍凉而又富有生气的诗赋，史称“建安文学”。代表作有曹操的《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诗》、蔡文姬的《悲愤诗》等。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精神，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又具有慷慨悲凉的风格，形成了新的文学风貌，称为“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陶渊明及其田园诗
师生共同欣赏评析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一（课前选印陶渊明的田园诗发给学生，建议印发《归园田居》五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方宅、草屋、榆柳、桃李、远村、炊烟、鸡狗、深巷、桑树，一些在常人眼里极为平常的乡村景物，在陶渊明的诗中却构成了一幅优美宁静、令人神往的田园风景画。他把黑暗的晋朝官场斥为“尘网”“樊笼”，把自己退居田园看作复返自然。诗人把淳朴幽静的田园与虚伪欺诈的官场对比，表现了他远离污浊的清高。陶渊明对田园的描写技巧远高于常人，他特别善于从普通景色中去捕捉美，并把这种美表现出来。他的作品语言自然清新，朴素无华，但仔细研读欣赏，却使人体会到他的别具匠心。一些极普通的田家语言，都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因而，其诗语言平淡，但决不浅薄，相反使人感到淳厚有味。陶渊明的《桃花源诗》也很著名，它向人们展示了诗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陶渊明的田园诗对后世有很大影响。李白、杜甫等诗人都曾写诗表达自己对陶渊明的崇敬。
南朝宋、齐之时，山水诗开始兴盛，谢灵运的山水诗很有名。鲍照擅长于乐府诗创作，他的《拟行路难》是一组极为成功的乐府诗，表现了他傲岸不屈的性格和强烈奔放的感情。
4．南北朝民歌
南北朝时期，民歌大为盛行。“吴歌北曲调不同”，风格各异。南方民歌多为恋歌，以情意缠绵、委婉含蓄为特色，《采桑度》是一组和劳动相结合的情歌。北方民歌也有恋歌，但其牧歌、战歌更引人注目，以粗犷质朴、慷慨激昂、雄壮豪爽为特色。大家都很熟悉的《敕勒歌》和《木兰辞》等北方民歌代表作都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四、大放光彩的艺术
1．书法艺术
东汉末年，书法逐渐发展成一种独特的艺术。汉末著名学者蔡邕就是有名的书法家。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名家辈出，风格多样。曹魏时，钟繇以楷书著称，把隶书开始转化为楷书，为汉字定型做出了贡献。“书圣”王羲之与其子王献之，并称书法“二王”。王羲之博采众长，对草、隶、行书都有创新。他一改汉魏质朴的书法风格，致力发展草楷结合的行书，创造了妍美便捷的新体，使书法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出示王羲之的《兰亭序》或其他书法作品），他的书法“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潇洒飘逸，结构又非常严谨，开创了一种新的书法意境。
北朝书法艺术以魏碑为代表，气势雄浑，古雅端庄，较多地保留了隶书的特点，于古拙质朴中透出强烈美感。
2．绘画艺术
曹不兴是三国时期吴国的著名画家，善绘佛像，“创佛事画”。他的画作非常传神，在历史上留下“误墨成蝇”的故事（他为孙权画屏风，“误落笔点，因以为蝇。帝以生蝇，举手弹之”）。
顾恺之是晋代大画家，被后世誉为画家四祖之一，绘画题材广泛，尤以人物画最为擅长，其点睛妙笔超越前人。他的代表作都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女史箴图》唐人摹本，原藏清朝宫内，八国联军侵华时，被英国人掠劫，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3．石窟艺术
石窟寺的出现与石窟艺术是随佛教传入我国的，也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民族艺术宝库。十六国和北朝的许多统治者热衷于凿窟造像，石窟艺术兴盛起来。三大石窟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都兴起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请参观过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学生介绍情况）。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时，较多地保留了印度、中亚的艺术风格，云冈第20窟大佛通高13．7米，结跏趺坐，庄严肃穆。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由于孝文帝倡导吸收汉文化，龙门石窟艺术风格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佛像具有秀骨清相、褒衣博带、飘逸潇洒的特点。
4．音乐舞蹈
对于这一段文字，教师应指导学生阅读，要求他们注意归纳具体史实，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舞蹈的发展特点。那就是引进、吸取少数民族和外国的音乐、舞蹈，对传统音乐进行革新。
【教学过程说明】
在讲授本节关于文学、艺术方面的内容的，以培养学生文化素养为主旨，努力提高学生的文学艺术赏析能力，因此，要让学生阅读一些文学作品。事实说明，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美好的思想情感不能仅凭政治思想教育，还要靠文化熏陶。
教师提供与本节内容有关的诗歌杰作，供学生自由阅读。教师不要指定“必读”篇自，让学生有选择的自由；对同一篇诗文，也不是强求统一的评议，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得出自己的感受和感悟；对诗文也不必一句一句地解释，让学生通过查工具书或跳读去处理，只要基本读懂就能有所体验。功利性不强，会适得其反。文化素养、诗文赏析能力，都是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决不可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教师应当以自己的喜好，去感染学生；应当去为他们的体验式阅读创造良好的氛围，形成环境与对象的互动、师生互动。有条件时，教师也可以组织一些魏晋南北朝诗歌配乐朗诵会等课外活动。如果学生能为自己朗诵的那首诗找到与之相配的乐曲，那么，他的文艺鉴赏能力就已经大有提高了。
魏晋时期佛教的传入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原因、发展及意义
儒道纷争借助向秀、郭象等人在理论上的贡献基本平息。但与儒道纷争几乎同时发生的另一股学术思潮即儒佛纷争也是对儒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考验。儒道纷争所要解决的是正统儒学与本土异端思想的冲突与融合，而儒佛纷争则是中华本土文化第一次面对域外文化的挑战而不得不作出的回应。因此，儒佛纷争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至关重大，儒学如不能有效地回应域外佛教文明的挑战，便无法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更不会有后来的宋明理学，不会有儒学的再生与辉煌。佛教传入中土的确切时间今已不可确考。但大体说来至少在东汉时期中土士人已知道佛教的存在，并模糊地感觉到儒佛之间的差别，朦胧地预感到儒佛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据袁宏《后汉纪》："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其教以修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精者号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也。盖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为而得为佛也。"显而易见，在佛教传入中上的早期阶段，在士人的心目中，极易将这种域外文明视为与本土文化的思想异端即道家之学相类似。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便必然与儒学思想发生冲突，而与道家思想合流。
儒佛之间的冲突在东汉时期还只局限在一些形式末节问题上，真正从理论层面进行交锋还是在魏晋及其之后。通观汉末魏初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儒佛之间在此时的冲突主要是儒佛同异、本末等问题。牟子认为儒佛相合而不相乖�"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其用意似乎是以佛补儒，借用佛家的道理以济儒学之穷。《高僧传·康僧会传》所载三国时僧人康僧会与东吴之主孙皓的一段对话，大体可说明当时人心目中的儒佛关系。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
善既有端，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 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阻，不亦大哉。"白此不难看出，康僧会一方面论证儒佛为一，二者在根本理念上并不冲突，另一方面则论证佛教的理论备极幽微，比儒学的理论更高一筹。这样一来，便极易引起儒佛之间的冲突。
从孙暗的观点看，儒家伦理既然与佛教义理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那么有什么理由舍弃儒教而专用佛教?康僧会虽然以佛教义理各极幽微加以解释，但由此并不能减轻素有"内诸夏而外夷狄?
思想传统的儒家十人的困惑以及他们对佛教义理的本能排斥。佛教之徒如果不能有效地回应这种责难，那么儒佛为一说便根本不能成立。对此，牟子《理惑论》曾以设间的形式明确触及这一问题。
问日："孔子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仁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日：‘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含之，更学夷狄之木，不已惑乎严牟子对此回答说："此吾未解大道时之余语耳。若子，可谓见礼制之华，而暗道德之实，窥炬烛之明，未睹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矫世法矣；孟坷所云，疾专一耳。昔孔子欲居龙夷，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于鲁卫，孟柯不用于齐梁，岂复仕于夷狄乎?禹比西羌而圣哲，瞽瞍生舜而顽器，由余产狄国而霸秦，管蔡自阿洛而流言。传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地未必为天中也。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是以吾复尊而学之，何为当舍?尧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伤，精瑚不相妨。谓人为惑，时自感乎严确实，从文化交流的观点看，如果继续以夷夏之辩的立场看待佛教文明，当然是一种心胸较为偏狭�"自感"。
然而问题在于，佛教的传入以及在魏晋时期的流行，这一阶段毕竟不是儒学的黄金时代。恰恰相反，儒学当此时除了陷入玄学化的危机外，其自身也面临着深刻性的信仰危机。因此，儒佛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夷夏之辩问题，而是佛道合流共同推进了儒学的玄学化过程。《高僧传·支遁传》载："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那么他们叹服的究竟是什么呢?请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云："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晏鸟，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丞尝于糗粮，绝觞爵于是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 此向、郭之注所未尽。"按向秀、郭象的解释："夫鹏之上九万尺，之起榆枋，大小虽差，务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买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显而易见，支遁的解释之所以令众懦叹服，主要在于他纠正了向、郭"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的偏颇，而直认庄周以"至虚之心"全然超脱了现实的物质世界，而不是依顺于现实世界。这样一来，佛家义理便与道家思想若合符节，从而对儒学的玄学化起到进一步的推进作用。故而孙绰《道贤论》以为"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
佛道合流推动了儒学玄学化的过程，然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激起一些人对佛教的公开反对。尤其是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火等思想，越来越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与儒学在争夺信仰群，儒家学说的命运与前途岌岌可危。为此，孙盛在《与罗君章书》中写道�"今以万物化为异形者，不可胜数，应理不失，但隐显有年载。然今万化犹应多少?…"吾谓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叹。若然，则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孙盛对佛教生死轮回说的批判，实开南朝神灭与神不灭论争之先河。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魏晋至隋唐始臻极盛。由于佛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结构与中国不同，要在中国立足，必须经过一定的改造和更新，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魏晋时期，佛学依附于玄学，经南北朝才独立发展，到隋唐才完成了中国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仍有讨论的余地。
佛教传入中国，必不可免地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及其变种。从秦始皇“以吏为师”确立法家的地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经学的兴衰，到魏晋玄学的流行，其间经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运动变化的系列。隋唐之际佛教独步青云，也不是偶然的，只是这运动中的一环。只有这样考虑才能完整说明佛教中国化问题。
一、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 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
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 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 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 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
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
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 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
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
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 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
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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