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我之境

有我之境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无我之境？

有我之境指的是，作者所观之境将自己的感情色彩融入其中，即物物皆着我之色，我愉悦即万物皆欣欣向荣，如“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遍长安花。”我忧伤即万物皆倾颓百态，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无我之境指，作者保存着一颗恬然的心，心境悠然一时的情感的表达与自然形成了契合，如“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诗中未着我之色，竟处处是现我之情，无我之境不是诗中没有“我”，而是“我”已经与境行成了天然的和谐，它是艺术追求的至高境界，无需刻意雕琢，巧然天成。扩展资料创作背景王国维生活在中国黑暗的时代，外族入侵，清政府没落崩溃，社会失控，价值体系紊乱，人们的思想观念经历着剧烈动荡，个体生命在精神上处于迷茫和苦痛。王国维的人生也经历着时代痛苦的洗礼。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回国，他说自己的身体是如此的虚弱，而性格又是如此的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自是始决计从事于哲学的研究”。人生问题的困扰使他走向了哲学。在哲学之中他涉足到康德、叔本华哲学，希望通过哲学能够揭示人生的真理，摆脱人生的痛苦与无奈。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907年，他又感叹：“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对于王国维来说，“可信”与“不可爱”的哲学是以现象界为对象，可以得到确切的实证科学知识，这种知识可信，不过这种知识只是陈述经验事实，并不能满足人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所以他觉得不可爱。他追求的是“可爱”与“可信的统一，这就便他陷入学术界自近代以来形而上学与科学实证的内在紧张，非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冲突、对峙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王国维本以为研究哲学可以解决“人生之问题”，从中寻觅人生解脱之途。但事与愿违，倒使王国维陷入了“可爱”与“可信”两难境地的烦闷之中，他不得不放弃哲学的研究，另寻解脱之路。他的学术注意力由哲学移于文学，以期在文学中能够寻觅到人生痛苦的慰藉，找到自己的人生境界与目标。在文学研究中，文学本身的非功利给他带来了审美的愉悦，于是他撰写了《人间词话》。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人间词话

如何区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人间词话》是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先生的诗歌理论名作。在他的三部力作中影响最为广泛深远。其中心论题就是“境界说”。作者开篇就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又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造境即有我之境，写境即无我之境。
“我”即诗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多半指诗人。没有主人公的情志就没有诗词的产生，按说都是有我的，怎么会出现无我之境呢？二者是如何区别的呢？
王先生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也就是说，外界的景物都被我的主观情感浸染了，成了我或爱或恨、或怨或慕的对象。此时主人公的情感是非常强烈浓厚的，绵延充塞于天地之间。目之所及，皆有灵性，或热情或冷漠，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就表现了哀伤的主人公对花的不满埋怨。花本来是没有感情的，但是这位女子处于深深的庭院，寂寞无伴，登高远望又望不见想念的人所在的章台，愁思难消。此时又是“雨横风狂三月暮”，美景易逝，青春年华又何尝不是如此！可是却这样孤独无伴，华年白白流逝，伤心的泪禁不住潸然而下，万般无奈去问风雨中的红花，而它竟然无语，连理都不理就飘飞了，怎不让人更加伤感！这种看似无理之举恰恰反映了主人公无法排遣的深厚的寂寞愁苦。
同样“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也反映了诗人孤独寂寞理想渺茫的心境，前面说，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意思是大雾弥漫，隐藏了楼台，月色朦胧，看不到渡口，那美丽的桃花源啊，我理想的去处，寻寻觅觅，总也不见。如此心境，又怎么能忍受这孤零零的馆舍内关住的满屋的春寒！那傍晚的声声杜鹃哀啼听来是那么凄凉：一切外界景观，都反射出内心的孤苦寒冷。
欧阳修的《蝶恋花》更是有我之境的典范：“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在寂寞的主人公眼里，菊花被忧愁的烟霭笼罩，兰花上的露珠是哭泣的眼泪，双飞的燕子可羡，通宵的明月可恨。天地万物都因为主人公的寂寞孤独成了另一般模样，染上了主人公浓烈的主观情感色彩！若非彻夜难眠，又怎知“斜光到晓穿朱户”呢？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有我之境还是好理解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受，非常兴奋时，感到天地广阔，阳光灿烂，花儿在微笑，鸟儿在歌唱，即使冷风也感到清爽。而悲伤时则觉得天地无光，一切无精打采，热闹的景观更惹人心烦，喜庆的气氛更衬心境凄凉。甚至觉得群山黯然，江河呜咽。触目皆是伤心色，入耳无非断肠声。
而无我之境则有些难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悠然”正是诗人心境的反映，是有我，怎说是无我呢？且看作者的解释，“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物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这话是说，有我之境情感胜于景物；无我之境景物隐藏了情感。“非物无以见我，”是针对有我之境说的，虽然有我之境重在表现诗人的主观情感，但也是通过对物的描写体现出来的；“观物之时又自有我在，”是针对无我之境说的，虽然无我之境，重在描写景物，但也有诗人的主观情感含在其中。所谓无我中还是有我，只不过感情不像有我之境的强烈而已。
王先生还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这就进一步告诉我们，不管是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都是由诗人的情感和外界景物发生联系而构成的。看来，“境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意境”，是诗人的主观情意和客观物象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有我，无我之分，只不过侧重点不同罢了。
那么又如何理解“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呢？明明是诗人在观物，怎说是“物观物”呢？
用叔本华这句话来解释无我之境是最恰当明白的的：“每当我们达到纯粹客观的静观心境，从而能够唤起一种幻觉，仿佛只有物而没有我存在的时候，物与我就完全融为一体。（《世界是意志和表象》）”也就是说，诗中的我也好象成为外界的一物了，与其他景物融为一个和谐的境界，我观物，就是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了。这种境界中诗人的心境是很宁静的，闲适的，没有世务的烦扰，没有荣辱得失的顾虑。
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表达了他辞官归隐田园后融入大自然怀抱里悠闲自得的心情，摆脱了官场事务的烦扰，忘却了荣辱得失，尽享田园生活之恬淡。
人的情感心境很静，才能象没有情感的物一样与外界相融。本性接近自然的人最容易写出这种境界，象“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所以王先生说，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是金朝文学家元好问《颖亭留别》中的诗句，是诗人写给送别的朋友的。诗中的惜别之情不是很浓烈，更没有悲伤，在朋友为他饯别的长亭中，一段时间内，诗人竟被眼前美丽的景观吸引了，说“乾坤展清眺，万景若相借。北风三日雪，太素秉元化。九山郁峥嵘，了不受陵跨。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回首亭中人，平林澹如画。”真是一幅辽远清淡的水墨山水！“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若非急着去赴任，诗人定会继续欣赏下去，与大自然共享闲暇。
如此心境，我也体会过，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回老家帮忙锄花生地，一行到头，我坐在地头小憩，顺手弯过旁边地里饱满的麦穗，慢慢的搓起来，抬头远望，所有的田地都是绿色的，没有一块空地，高高低低，疏疏密密的新鲜的绿，铺满了大地，天空湛蓝辽阔，只有几缕白云飘悠着，下午的阳光温和的洒在大地上，不热不冷。轻柔的风微微的吹拂着，几乎感觉不到，远处的村庄传来机器的隆隆声，不太震响，偶尔几声狗叫响起，更觉环境的静谧、安宁。一时间，我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今夕何夕，忘记了自己是何许人，只觉得就是这天地间一分子，与之融合在一起了，真正是荣辱偕忘，得失无心。
现在想来，如果那田地是我自己的，可能会考虑小麦的收割，花生的长势，秋天的收成等，就不会有那样一种轻松闲适的心情和观赏的眼光了。所以农民在地里劳作，是很难有这种心境的。
由此我觉得王维的《鸟鸣涧》也是无我之境的典范：“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闲”是诗眼，直接点出诗人心情，而最妙的是紧跟其后的“桂花落”三字，真正是境界全出。花落本无声，何况桂花这极细小的花，倘若没有闲心，是很难注意到的。所以这三字就描画出了诗人正在凝目看着细小的桂花悄然落地的过程，那种闲适宁静的心境也同时透出。
总而言之，有我之境情感浓烈，浸染外物，把物人化了，意境宏壮。无我之境心情宁静，人融入外物，把人物化了，意境优美。所以有我之境，多用拟人手法写物，无我之境多用白描手法，前者是造境，后者是写境。
还可以这样来理解二者的区别。
禅界认为，完整的人生应该经历三种境界：一，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三，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我觉得，有我之境就相当于第二境界，无我之境就相当于第三境界。虽然诗词的艺术境界描写的是一瞬间的感觉，人生的三种境界是长期的状态，但二者还是有相通之处的。
第一种境界，是孩童的眼光，涉世不深，无忧无虑，纯粹客观，山是山，水是水，我是我，觉得山水与人没什么联系，所以不能成为艺术境界。
第二种境界，是青壮年时期，处于奋斗的潮流漩涡之中，要追求的东西太多，经历的风霜雨雪也多，成败荣辱，喜怒哀乐，时时相随，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深入，逐渐有了自己独特的看法，所以看山看水看世界都带上了自己主观的思想感情色彩，感觉山水外物都是某种人生思想情感的代言，象征。如悲伤者的感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王观《卜算子》)“青山隔送行，疏林不作美。淡烟暮霭相遮蔽。”(《西厢记.长亭送别》)慷慨者的感觉：“这也不是长江水呀，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单刀会》）“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山，翻江倒海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毛泽东《十六字令》）总之，山水不再是山水，而成了人，都展现了人多姿多彩的情感志向。所以属于有我之境。
第三种境界，历尽生活的阴晴风雨，饱尝人生的酸甜苦辣，生命经受了炼狱般的捶打，达到了一种彻悟般的境界，宁静，恬然。再看山水，还是山水，一切以自己的规律盛衰着，变化着，并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而人不过是这天地间一物罢了，并不比山水高明多少。这种返璞归真的本色的眼光不同于孩童的眼光，此时人与外物有了一种平等，一种默契，一种和谐，人亦山水。所以如同无我之境。

《人间词话》——“无我之境”

饮酒（其五） [ 魏晋 ] 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颍亭留别》 [金]元好问 故人重分携，临流驻归驾。 乾坤展清眺，万景若相借。 北风三日雪，太素秉元化。 九山郁峥嵘，了不受陵跨。 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 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 壶觞负吟啸，尘土足悲咤。 回首亭中人，平林淡如画。 以上两首诗的作者相隔800余年，他们之所以能联系在一起，是因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王国维认为“无我之境”包含三个特点： 陶渊明的《饮酒.五》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元好问的《颖亭留别》中“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这句诗展示的就是一种“无我之境”。 我们都知道，陶渊明《饮酒》组诗写于他辞官归隐后，当时他生活中的三大乐事是：种地、饮酒和写诗。他的人生追求就是：过最简单的生活，做最简单的自己，写最简单的诗。其实，最简单的也是最珍贵的，陶渊明把这三个简单都做到了极致，这就是他伟大之所在了。 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躬耕南阳，虽然不谙农事，“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是田里仍然是一派“草盛豆苗稀”的景象。他依然乐此不疲，流连忘返于田畴之间，享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致。 对自己的喜好也直言不讳，“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不慕荣利”，甘于平淡，把农夫和诗人两个天壤相别的身份，和谐紧密地结合起来。平和真实的“无我”心境，造就了他朴实率真的诗歌风格，给世人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歌。 八百年后的元好问，无论在精神风格上，还是在诗歌的神韵上，和陶渊明都有极其相似的地方。著名诗句“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就是在1226年，元好问上任之前与友人辞别的时候写下的。即将离开亲人朋友的元好问，内心应该是凄凉、悲伤的的。但诗人却一反常态，写下了“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这样意境悠远的诗句。 我们且不说他晚年有什么样不如意的境遇，就说他年轻时候去赶考途中的一次经历，就知道元好问是一个具有真性情的诗人。 元好问去赶考，路遇猎人，一箭射中了对雁中的一只，另一只大雁飞走了。猎人把射中的大雁带回去，一会儿，飞走的那只大雁又飞回来了，在猎人家房顶上盘旋悲鸣，最后竟俯冲下来，一头栽在猎人家门口，断气了。 元好问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同时也被大雁的忠诚和坚贞感动了，他出高价向猎人买了那对死去的大雁，厚葬了它们，并立了墓碑。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两句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 读到这个故事，我流泪了，为大雁的忠诚，也为元好问内心柔软的真情。在大诗人眼里，人有至亲至爱，动物也有同样的爱恨情仇。 本真性情是万事万物延续的根本 。人也好，无也罢，可是，能够真正达到“无我之境”的又有几人呢？

诗词｜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

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人间词话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古人的诗词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可到底什么是“有我之境”，什么是“无我之境”呢？对此学者还有很大的争议，关键就是因为王国维自己没有解释清楚，这里我仅仅说说自己对此的理解。

一、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有我之境 ，主要是能从中比较鲜明的感受到作者的主观情感，并且作者在对世界的关照中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夕阳暮”，有我之境也。”欧阳修的词是比较典型的， 因为作者心情忧郁，他笔下的世界都带有忧郁的色彩 。

欧阳修《蝶恋花》

什么是 无我之境 呢？就是表面看上作者是纯粹写景，但是仔细品味又能体会到作者超脱的情感。 我认为在这里超脱很重要 。王国维受佛教的影响较深。佛教强调我们参与这个世界，但是也要能够出离这个世界。

像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语言流转自然，景物清新，又传达了一种特别悠闲的感受。在这样的景物中，人们可以暂时忘记世俗的烦恼。这就达到了超脱。

陶渊明《饮酒》

再比如周邦彦写荷花“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就是纯粹对自然的关照与描写，作者 在关照自然的那一刻暂时逃离了世俗 ，这就是诗歌对人心灵的净化。以上这两个例子都是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

叶上初阳干宿雨

周敦颐写《爱莲说》，以莲花喻君子，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作者在观照世界的时候没有超脱感，所以他写的就是“有我之境”。

二、无我之境背后的审美因素。

这个要从三方面讲起，一是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二是佛教文化，另一个是叔本华的理论。

首先，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文明的国度 ，老祖宗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中国古人的理想就是顺应天地的规律，达到与天地融合的境界。这就是庄子在其《齐物论》中所说的“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

日出而作

这个理论在庄子身上典型体现就是“庄周梦蝶”的故事。“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庄子和蝴蝶好像融为一体，分不清彼此。这就是古人所谓的 “天人合一”、“物我同化” 的状态。反映到文学上就是追求情景交融，物我两忘，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以物观物”所能达到的“无我之境”。

庄周梦蝶

那“以物观物”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境界呢？这就要说到 佛教思想对王国维的影响 。佛教追求的是超脱，怀有对众生无限的爱。受这两点的影响，王国维认为诗词也应达到这种功效。

先说超脱 ，优秀的诗人能够写出澄明的境界，使读者观后能够暂时忘记世俗的烦恼。虽然是暂时的，但读者能够获得片刻的宁静（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再说， 对众生的爱 。王国维曾经比较过周邦彦和李后主的词。周邦彦之词内容多集中在男女情爱、别恨离愁等方面，重在抒发个人情感，内容深度不够。李后主虽也写男女情爱之词，但他的境界更高，因其能抒发一种超越时空和个人局限性表达某种人类共有的情感，如“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正如王国维自己所说：“真正之大诗人，又以人类之情感……不以发表自己之情感为满足。”

王国维还受到叔本华的影响，但叔本华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叔本华的审美理想又与中国古人的理想相近。所以说，叔本华的理论实际上是加深了王国维对“无我之境”的偏爱。叔本华将美分成 “壮美”和“优美” ，壮美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优美是“无我之境”，惟在静观中得之。

叔本华

总结一下，王国维将诗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在这两种境界中王国维偏爱“无我之境”，这受三方面的因素影响：一是中国古老的文化；二是佛教文化；三是叔本华的理念。

什么是“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什么是“有我”？在文艺作品中带入作者的感情，让读者真切体会到作者要表达的内容。说简单点，你在描写景物或者事情的时候，必然带有自己的态度，这种态度通过作品传达了出来，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就是“有我”。什么是诗词的“有我”？诗词的“有我”、“无我”之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曾经做过阐叙：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话不难理解。“有我”，即是“以我观物”，诗人所写的情境都是诗人看到的东西，所以所代表的都是诗人本身的内心想法。比如我们看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之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我们在读到这首诗的时候，能感觉到杜甫的状态吗？他当时托庇于成都地方大员严武，衣食无忧，算是他颠沛流离一生中最安稳的时刻。人一旦没了生存压力，他也暂时不忧国忧民了。“黄四娘家花满蹊”，起句如此轻佻，你能想象得到他像个浪荡公子的状态吗？这些景色，这些“戏蝶”、“娇莺”的词汇组合出来的意象确切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态。再看一首写春景的诗，袁枚的《题桃树》：二月春归风雨天 ，碧桃花下感流年 。残红尚有三千树 ，不及初开一朵鲜。都是春天，都是花下，为何这首诗却给人一种悲伤的感觉？“残红”、“不及”这些词汇的组合表达了诗人对时光易逝，追悔不及的心情。同样的景色，写出不一样的味道，这就是因为“有我”。我这是随意找了两首诗，其实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大家肯定能找到更合适的。如何在诗词中体现“有我”？作为一个写诗的人，感情充沛、细腻简直就是必备条件。当你为景色和事情感动，觉得有话要说，不吐不快的时候，就可以写诗了。那么这个时候，找准感动你自己的点，用最合适的词汇精准地表达出来。如果自己都不能感动，肯定不能感动读者了。你的感情准确无误地传达到了读者脑海里，并且打动了读者，你的诗词，就“有我”了。其实，这个“有我”的“我”只是你心中的感情罢了。什么是无我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以物观物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将作者本身物化，诗里面即便有描写诗人活动的句子，看起来却是不相关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有点类似于“上帝视角”，诗作里面的人物与我不再相干，他做了什么，传达了什么意境，都是物化的行为。这种视角有天生的超然感觉，我们在田园诗派，隐逸诗派以及僧道诗词常见这种境界。最典型的就是陶渊明和王维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们好像在看一幅画卷，诗人在南山东篱下悠然采菊，我们感受到的是整个画面带来的恬静，悠闲，而不是诗人这个人物本身的行为带来的情绪波动。又如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为什么王维的诗给人一种空灵、冷寂的感觉？我们称他为诗佛，就是来源于读他的诗，会得到这种独特的超然物外的感受。这种超然物外，超越了已经物化的诗人自己。“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这里是谁在独坐，谁在弹琴，谁在长啸？可能是诗人，也更有可能不是诗人。整首诗就是一副挂在墙上的画，即便是诗人在弹琴复长啸，也只是这幅山水画中的一个人物而已。这就是“以物观物”的写法，达到了“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效果。无我，其实就是没有自己。如何达到“无我”诗词作为感情抒发的文艺作品，“有我”是很普遍的境界，诗词本身的好坏，包括其他文学作品，要感人至深，都需要感情进行传递，让读者产生通感而共鸣，这是一部好作品，一首好诗的基本条件。所以说，“有我”相对来说是容易体现出来的，做不到“有我“，难说是好诗。而要达到“无我之境”，则需要超然的心态，跳出自己营造的诗的意境，让自己高于自己的作品世界，从内心俯视自己。这种超然物外的境界，完全由读者自己来感受阅读当时的感觉，诗人本身形象只是一个道具，隐藏在这种“无我”之境下的感情更加含蓄、委婉，但是也就更加隽永。这不光是写作手法的问题，更是心境问题。所以王国维又说：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非诗词豪杰不能为之啊。

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区别在哪里？

有我之境指的是，作者所观之境将自己的感情色彩融入其中，即物物皆着我之色，我愉悦即万物皆欣欣向荣，如“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遍长安花。”我忧伤即万物皆倾颓百态，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无我之境指，作者保存着一颗恬然的心，心境悠然一时的情感的表达与自然形成了契合，如“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诗中未着我之色，竟处处是现我之情，无我之境不是诗中没有“我”，而是“我”已经与境行成了天然的和谐，它是艺术追求的至高境界，无需刻意雕琢，巧然天成。扩展资料创作背景王国维生活在中国黑暗的时代，外族入侵，清政府没落崩溃，社会失控，价值体系紊乱，人们的思想观念经历着剧烈动荡，个体生命在精神上处于迷茫和苦痛。王国维的人生也经历着时代痛苦的洗礼。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回国，他说自己的身体是如此的虚弱，而性格又是如此的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自是始决计从事于哲学的研究”。人生问题的困扰使他走向了哲学。在哲学之中他涉足到康德、叔本华哲学，希望通过哲学能够揭示人生的真理，摆脱人生的痛苦与无奈。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907年，他又感叹：“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对于王国维来说，“可信”与“不可爱”的哲学是以现象界为对象，可以得到确切的实证科学知识，这种知识可信，不过这种知识只是陈述经验事实，并不能满足人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所以他觉得不可爱。他追求的是“可爱”与“可信的统一，这就便他陷入学术界自近代以来形而上学与科学实证的内在紧张，非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冲突、对峙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王国维本以为研究哲学可以解决“人生之问题”，从中寻觅人生解脱之途。但事与愿违，倒使王国维陷入了“可爱”与“可信”两难境地的烦闷之中，他不得不放弃哲学的研究，另寻解脱之路。他的学术注意力由哲学移于文学，以期在文学中能够寻觅到人生痛苦的慰藉，找到自己的人生境界与目标。在文学研究中，文学本身的非功利给他带来了审美的愉悦，于是他撰写了《人间词话》。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人间词话

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区别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有我之境百与无我之境曰：“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蓍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其主要观点为无我之境的观物方式是以物观物，结果给人的美感是优美，而有我之境的观物方式是以我观度物，结果给人的美感是宏壮。所谓无我之境不是作品不带任何主观感情，及个性特征，而是指审美主体“无丝毫生活之欲”与外物“无利害关系”，审美时“吾心之状态部”，全部沉浸在外物中，达至与物俱化的境界。如“采菊东蘺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内，白鸟悠悠下”。所谓有我之境不是指感情强烈，个性鲜明之境，而是指我之意志尚存，且与外物有某种对立关系。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起秋千去”，“可容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如何理解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什么是“有我”？在文艺作品中带入作者的感情，让读者真切体会到作者要表达的内容。说简单点，你在描写景物或者事情的时候，必然带有自己的态度，这种态度通过作品传达了出来，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就是“有我”。什么是诗词的“有我”？诗词的“有我”、“无我”之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曾经做过阐叙：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话不难理解。“有我”，即是“以我观物”，诗人所写的情境都是诗人看到的东西，所以所代表的都是诗人本身的内心想法。比如我们看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之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我们在读到这首诗的时候，能感觉到杜甫的状态吗？他当时托庇于成都地方大员严武，衣食无忧，算是他颠沛流离一生中最安稳的时刻。人一旦没了生存压力，他也暂时不忧国忧民了。“黄四娘家花满蹊”，起句如此轻佻，你能想象得到他像个浪荡公子的状态吗？这些景色，这些“戏蝶”、“娇莺”的词汇组合出来的意象确切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态。再看一首写春景的诗，袁枚的《题桃树》：二月春归风雨天 ，碧桃花下感流年 。残红尚有三千树 ，不及初开一朵鲜。都是春天，都是花下，为何这首诗却给人一种悲伤的感觉？“残红”、“不及”这些词汇的组合表达了诗人对时光易逝，追悔不及的心情。同样的景色，写出不一样的味道，这就是因为“有我”。我这是随意找了两首诗，其实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大家肯定能找到更合适的。如何在诗词中体现“有我”？作为一个写诗的人，感情充沛、细腻简直就是必备条件。当你为景色和事情感动，觉得有话要说，不吐不快的时候，就可以写诗了。那么这个时候，找准感动你自己的点，用最合适的词汇精准地表达出来。如果自己都不能感动，肯定不能感动读者了。你的感情准确无误地传达到了读者脑海里，并且打动了读者，你的诗词，就“有我”了。其实，这个“有我”的“我”只是你心中的感情罢了。什么是无我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以物观物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将作者本身物化，诗里面即便有描写诗人活动的句子，看起来却是不相关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有点类似于“上帝视角”，诗作里面的人物与我不再相干，他做了什么，传达了什么意境，都是物化的行为。这种视角有天生的超然感觉，我们在田园诗派，隐逸诗派以及僧道诗词常见这种境界。最典型的就是陶渊明和王维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们好像在看一幅画卷，诗人在南山东篱下悠然采菊，我们感受到的是整个画面带来的恬静，悠闲，而不是诗人这个人物本身的行为带来的情绪波动。又如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为什么王维的诗给人一种空灵、冷寂的感觉？我们称他为诗佛，就是来源于读他的诗，会得到这种独特的超然物外的感受。这种超然物外，超越了已经物化的诗人自己。“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这里是谁在独坐，谁在弹琴，谁在长啸？可能是诗人，也更有可能不是诗人。整首诗就是一副挂在墙上的画，即便是诗人在弹琴复长啸，也只是这幅山水画中的一个人物而已。这就是“以物观物”的写法，达到了“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效果。无我，其实就是没有自己。如何达到“无我”诗词作为感情抒发的文艺作品，“有我”是很普遍的境界，诗词本身的好坏，包括其他文学作品，要感人至深，都需要感情进行传递，让读者产生通感而共鸣，这是一部好作品，一首好诗的基本条件。所以说，“有我”相对来说是容易体现出来的，做不到“有我“，难说是好诗。而要达到“无我之境”，则需要超然的心态，跳出自己营造的诗的意境，让自己高于自己的作品世界，从内心俯视自己。这种超然物外的境界，完全由读者自己来感受阅读当时的感觉，诗人本身形象只是一个道具，隐藏在这种“无我”之境下的感情更加含蓄、委婉，但是也就更加隽永。这不光是写作手法的问题，更是心境问题。所以王国维又说：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非诗词豪杰不能为之啊。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区别是什么

有我之境指的是，作者所观之境将自己的感情色彩融入其中，即物物皆着我之色，我愉悦即万物皆欣欣向荣，如“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遍长安花。”我忧伤即万物皆倾颓百态，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无我之境指，作者保存着一颗恬然的心，心境悠然一时的情感的表达与自然形成了契合，如“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诗中未着我之色，竟处处是现我之情，无我之境不是诗中没有“我”，而是“我”已经与境行成了天然的和谐，它是艺术追求的至高境界，无需刻意雕琢，巧然天成。扩展资料创作背景王国维生活在中国黑暗的时代，外族入侵，清政府没落崩溃，社会失控，价值体系紊乱，人们的思想观念经历着剧烈动荡，个体生命在精神上处于迷茫和苦痛。王国维的人生也经历着时代痛苦的洗礼。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回国，他说自己的身体是如此的虚弱，而性格又是如此的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自是始决计从事于哲学的研究”。人生问题的困扰使他走向了哲学。在哲学之中他涉足到康德、叔本华哲学，希望通过哲学能够揭示人生的真理，摆脱人生的痛苦与无奈。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907年，他又感叹：“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对于王国维来说，“可信”与“不可爱”的哲学是以现象界为对象，可以得到确切的实证科学知识，这种知识可信，不过这种知识只是陈述经验事实，并不能满足人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所以他觉得不可爱。他追求的是“可爱”与“可信的统一，这就便他陷入学术界自近代以来形而上学与科学实证的内在紧张，非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冲突、对峙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王国维本以为研究哲学可以解决“人生之问题”，从中寻觅人生解脱之途。但事与愿违，倒使王国维陷入了“可爱”与“可信”两难境地的烦闷之中，他不得不放弃哲学的研究，另寻解脱之路。他的学术注意力由哲学移于文学，以期在文学中能够寻觅到人生痛苦的慰藉，找到自己的人生境界与目标。在文学研究中，文学本身的非功利给他带来了审美的愉悦，于是他撰写了《人间词话》。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人间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