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派”红学的开山鼻祖、著名学者周春。
周春（1729—1815），字松霭，号屯兮，晚号黍谷居士，海宁人，著名学者、藏书家。乾隆十九年进士，曾任岑溪知县。他博学多识，一生著作颇丰。他的出生时间仅比曹雪芹晚十四年，可算是曹雪芹的同时代人。他研读《红楼梦》的成就体现为所著的《阅红楼梦随笔》，书中有本人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所作的自序，可以证实是目前所知《红楼梦》研究史上最早的一部评论专著。
周春在本书中主张《红楼梦》“写张侯家事”，可以说是红学索隐派的鼻祖，结果被周汝昌先生讥讽为“红学在东南半壁一兴起，那兆头就不怎么美妙”。
周春文中记载“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抄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微有异同’。”证明了早在程高整理出版《红楼梦》之前就有一百二十回本的存在，推翻了胡适先生考证的高鹗续写《红楼梦》的结论。
周春于乾隆五十九年撰就《阅红楼梦随笔》。全书计有《红楼梦记》﹑《红楼梦评例》﹑《红楼梦约评》，内容驳杂，分条评述，或三言两语或二三百字。其中有的评论不乏见地，如他说：“阅《红楼梦》者既要通今，又要博古，既贵心细，尤贵眼明，当以何义门评十七史法评之。若但以金圣叹评四大奇书法评之，浅矣。”还说：“天下阅《红楼梦》者，俗人与《金瓶梅》一例，仍为导淫之书，能论其文笔之若何，已属难得……”说读《红楼梦》要博古通今，心细眼明，不能把《红楼梦》视为淫书，不能只以金圣叹评“四大奇书”的评法评《红楼梦》，这些都是正确的见解。他认为《红楼梦》是叙写“金陵张侯家事”，证据是“张氏与曹氏有通家之好，雪芹时常过从，目击其家庭一切，涉笔成此杰作”。但他的“张侯家事说”破绽太多，且不能自圆其说，后世赞同这种说法的寥寥无几，影响不大。作为早期的红学家，就其思想方法和学识见解而言，是缺乏科学性、准确性的。
但是他的这种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历史人物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的考证方法，可以说是开了《红楼梦》索隐的先河。从清末到“五四”,在“红学”研究上，索隐派红学家著书立说，众说不一，但所用的方法同周春毫无二致。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他举为“索隐派红学”的开山鼻祖是当之无愧的。
产生《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的话，一般的读者是不大注意的，而直接从“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读起。研究《红楼梦》的人可是不同，他们难得在作品中发现作者的自白，因而如获至宝，格外重视，很想通过解读这段话，找到最终找开《红楼梦》之谜的钥匙。
特别是这段叙述中渗透出一种真真假假、若隐若显、扑朔迷离的气氛，增加了人们解读的兴趣。既然作者自己说，他写这部书的时候已将真事隐去那么到底隐去的是什么事呢？由不得动人寻根问底。而书一些带忏悔意味的话，似乎是在回忆一个人家族中的往事，所以便有人猜测：《红楼梦》可能写的是清初某一个家庭。
而一般家庭又不会有“天恩”，于是又进一步猜想，可能是康熙未年“一勋贵家事”。这样看来，索隐派的产生倒也顺理成章。作者自己一定要那样说——隐去了真事，还能怪读者沿着作者所说的方向去七想八想吗？
这种关于《红楼梦》写的是哪一家的家事的猜测，开始比较分散，有的说明珠家，有的说傅恒家，有的说张侯家。辗转相传而为更多接受的是明珠家事说。一则因为《红楼梦》里贾府的遭遇与大学士明珠一家的荣枯不无相似之处，都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二则是纳兰公子的性格才情，使人联想到贾宝玉的性格。
明珠家事说的广为流传，还和乾隆对《红楼梦》的看法有一定关系。只是比较起来，早期索隐派中还是以明珠家事说的影响最大。早期索隐派的特点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
索隐派红学的大规模兴起是在清末民初，当时正是清王朝摇摇欲坠，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日益走向高潮的历史时刻。觉醒了的中国知识界开始重新反思历史，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被赋予新的内容。小说在传统文化中向来不登大雅之堂，但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人们惊异地发现，具有广泛的平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恰恰是小说这种形式。三十年代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陷中国人民于水火，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学者们的种族思想再次被唤醒，以弘扬种族思想为特征的红学索隐又跃跃欲试，正不足怪。[1]
发展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挥的对索隐派红学的打击力量，主要在于他发现了大量的有关《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平的资料和带有脂砚斋批语的早期抄本，证明《红楼梦》是以作者身世经历为底本的文学作品，不是明清的宫闱史的变换，也不是明珠或其他官宦家庭生活的翻版。
在胡适提供的大量证据面前，索隐派红学一时间陷入了困境。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虽然回答了胡适对索隐派的批评，但申明的理由仍嫌薄弱得很，不足以重新巩固己说。无论如何，自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后，索隐派红学从发展趋势上已进入衰竭时期。
但发展趋势上的衰竭不等于索隐的方法没有再用，即使考证派红学成为主流的学派，踞于“艳冠群芳”的地位，仍不断有索隐派的文章与著作公诸于世。其时，几个有代表性的作品：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辩论》、景梅九：《红楼梦真谛》。
复活索隐派红学在考证派和小说批评派的打击之下，自二十年代以来便进入了衰竭时期。寿鹏飞、景梅九的作品在二三十年代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影响并不大。四十年代方豪发表《红楼梦新考》，表示确信顺治与董鄂妃恋爱故事说“有一部分是真实性”，只是一笔带过，未做任何论证。
五十年代以后，索隐派在大陆基本上消失了。但值得注意的是，索隐派在大陆上虽基本消失，却在海外得到复活。其间代表作品有：杜世杰：《红楼梦原理》、李知其：《红楼梦谜》、赵同：《红楼猜梦》。
传承索隐派红学的产生，除了有作品本身的原因和时代思潮及文化环境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中国文学的特性和学术传统方面的原因，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原因更具有普遍性，可以说，是红学索隐派存在的理论前提。
红学索隐派的产生，对《红楼梦》研究而成为红学，是有贡献的，就像没有考证派，红学不会像现在这样红火一样。但索隐派离开清末明初民主革命的背景，时代风潮的支撑作用已经失去，新时代的读者怕难以理解索隐者的苦心孤诣。《红楼梦》这个伟大的文学之谜，人们将继续猜下去，今后还会有索隐文章和索隐著作的出现；索隐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仍不时地为人们运用。[2]
从胡适先生1921年推出“曹雪芹自传说”以来，经其几代弟子的承继和推广，已经占据了红学研究的主流，考证曹雪芹家族的史料，并套在《红楼梦》中人物的身上，成了红学研究（实质上只是曹学）的主要工作，自号“考证派、新红学”。
在考证派“新红学”一枝独大的境况下，索隐派一直不被看好，成为了红学中被打击嘲笑的主要对象。索隐派红学出现时间比较早，虽经考证派与小说批评派的屡屡打击，但研究者不乏其人，影响从未断绝，不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以惊涛拍岸之势，在红学的研究领域掀起狂澜。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的作者自白，作者回忆家族往事，带有深深忏悔的意味，从文学作品的角度看，是一种鲜见的笔法，由不得让人去寻根究底。其实，胡适和周汝昌所认为的曹雪芹自传说，将这一“贵族家事”锁定为曹家，也未尝不是索隐了其中的一个家族。
但是考证派考证的愈深，却愈陷入一个重大的逻辑陷阱：如果按考证出曹雪芹出身于雍正二年的年龄，雍正六年曹家就被抄家罹祸，那时他仅四五岁，曹雪芹并没有经过曹家的全盛时期，如何写出如此一部绝大富丽典制文字？而且即便考证到了曹雪芹的完整的家谱及生平，仍然无法解释《红楼梦》中存在大量的碍语和密语。更何况随时间的推移，存世的证据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没得可考。
而索隐派却是以解密的姿态来研究，以史料的对照来做应证。解密法经过脱密的变换，将会得出唯一的正确答案。因此索隐派红学的研究特点是：研究家们层出不穷，风起云涌，不断将《红楼梦》中的各类人物，映射为自己解读的历史人物，都认为自己的解密将是唯一的标准答案，各执一辞，水火不容。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信息的查询与获取变得快捷高效，使得索隐派研究的最大困难：巨大的信息检索工作量，变成轻敲键盘触手可得，在信息技术大潮的推动下，一些国外的古老命题得到了重新审视，因此红学索隐派研究在海内外得到复活，渐成风起云涌之势。用信息手段重新审视我国重大谜题《红楼梦》，是历史趋势所然，也是如今浩浩汤汤的世界潮流中的一支。
不管您对索隐派红学了解多少，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红楼梦》中存在大量的碍语和密语。《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是镜中花、水中月，这表面的幻相是真相的光影折射。因此《红楼梦》并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一部用汉字密码写就的旷世奇书。我们先不要为“《红楼梦》弦外之音到底隐喻什么”而产生争执，而应该先把《红楼梦》既有表，又有里，具有双面性、二维性的事实肯定下来。而且正因为《红楼梦》兼有“表、里”的二维性，使得《红楼梦》卓然超越于众小说之上，让读者读之如观镜花水月，捉摸不透，欲罢不能；让学者忍不住要对其真相和幻相进行探究，从而形成一科专门的学问：红学。其实所谓红学研究“索隐派”与“考证派”的学术纷争，正是体现在对“表”与“里”的不同认识上，考证学派研究的是“表”中所喻（明文、显学、作者家世、自传说），索隐学派研究的是“里”中所喻（密文、隐学、隐喻、弘外音）。双方各研究其中的一个维度，其发生的争执根本不在同一层面上，因此谁也不曾说服过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