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根伙于1965年7月29日在浙江金华出生。
1982年至1986年，邵根伙就读于浙江农业大学。
1986年至1991年，邵根伙在中国农业大学硕博连读，获农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1991年至1993年，邵根伙任教于北京农学院，讲师职称。
1994年10月，邵根伙创建北京大北农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总经理。
2010年3月26日，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首次公开发行Ａ股。[5]
邵根伙 参加活动
获得荣誉排行榜单时间简称全称结果2023年1月中国捐赠百杰榜2022年中国捐赠百杰榜入选[9]2022年11月16日胡润慈善榜2022胡润慈善榜6.6亿元人民币，第11位[8]2021年胡润全球富豪榜2021世茂港珠澳口岸城·胡润全球富豪榜175亿元人民币，第1283位[3]2021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2021福布斯全球富豪榜17亿美元，第1833位[2]2020年10月20日胡润百富榜2020年衡昌烧坊·胡润百富榜195亿元人民币，第275位所获荣誉时间简称全称颁奖机构2008年12月二十大新领军人物中关村二十大新领军人物中北市海淀区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2007年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2003年，邵根伙获得中关村科技园区第二届优秀企业家称号。
2005年，邵根伙获得改革开放60年饲料行业十大经济人物全国三十位优秀饲料创业企业家称号。
2009年，邵根伙获得改革开放60年饲料行业十大经济人物称号。
人物事件在历史的翅膀上飞翔
邵根伙博士认为，中国强大的出路不在于农业的弱势，而在于农业的强势，而且中国农业是可以强势的。他说，有人认为中国人多地少，农村不可能富裕，这很荒谬，因为荷兰的人口密度相当于江苏省，比中国的人口密度大得多，但它是一个农业出口大国和强国，显然，人口多不是劣势，应当是优势，但为什么中国的农业搞不好？是因为大部分地区气候干旱？邵博士又拿以色列作为例子，驳斥干旱造成中国农业弱势。据此，他说，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存在的问题，是内部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论荷兰还是以色列，都是通过科技，弥补了农业的先天不足。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最大的启示。
其实也正是在这个启示下，大北农以科技作为企业的发展基础与重心，通过自己科技产品的推广，将科技附载在产品上传递给农村。目前，大北农的饲料（预混料）、动物保健、种业、种猪等产业的产品已经深入农村，悄悄地变化着中国农村的部分农产品的品质，也在慢慢地改变着农村人的观念。而所有这些工作也成了邵根伙和大北农的使命感。他不但通过产品来输出先进的农村的文化结构，而且也试图通过员工与企业文化的输出来为农村输血。也许大北农的血相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村而言太少了。但在这种使命感的驱动下，血液输出的过程会转换成造血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大北农会扩大规模，成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高科技农业企业，而邵根伙也会成为一种新型农民的领军人物与代表。
“
凤凰”才子
1993年的冬天很冷，邵根伙与他的朋友在那两间租来的办公室里“燃点”起对未来的憧憬。正是这种憧憬的驱动力，让大北农走到今天，也让邵根伙从浙江金华农村的一个普通少年成长为中关村的一个成功企业的成功领导人。2003年10月，邵根伙当选为“中关村十大优秀企业家”。
浙江是一个出才子的地方，但邵根伙极力否认自己的“文才”，说自己文学水平低，文章都写不来。但真正的才子是以才干来定义的，它包含见识、决断力与行动力。当然，也包含着些许“野心”，其实，当大家都不是英雄的时候，“野心”才会让大家联想与憧憬，才会有巨大的驱动能力。这就可以解释，何以邵根伙逆着世俗的偏见选择了农学专业，并成了中国第一个养猪博士；何以他以中国农大的高才生的身份“下嫁”北京农学院；何以在农学院里承包了农场并注册“大北农”。所有这些，都证明邵根伙在深刻地观察、仔细地鉴别、反复地权衡，像走钢丝一样，选择人生与事业的平衡点与落脚点。邵根伙深知，只有在市场空缺的情况下，才会有机会，他的每一个人生与事业的选择，都充分考虑了这一点——在适当的时候，以一种方式走上舞台，迅速抓住人们的视线。“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并且“再将鸡养成凤凰”是邵根伙的一贯思路。这也充分展现了他的才气。
因此，也许大北农一开始经营饲料时只赶了“饲料热”的一个尾巴。但邵根伙迅速定位自己公司，将其放在产业链的上游，通过技术强化产品优势，通过市场固化品牌优势。这样，便将“尾巴”做成了“牛头”，至今，“预混料”依然是大北农的基础产业，是她不断扩大与发展的基础。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动物保健、种业与种猪，按邵博士的说法，中关村除了成为以IT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的代名词以外，还应成为中国农业科技的源动力与同义语。因为这里集中着中国最强大的农业人才队伍，从院士到普通的学生，一点也不比IT人才少。加上21世纪是生物世纪，中关村理应在农业上有所贡献与突破。而且，这个产业对中国的意义与影响应比IT更大。
事实上，正如邵根伙博士所指出的，某些学者也在呼吁“两村携手”的问题。而“两村”，一个是指中关村，一个就是农村，只不过邵根伙是从企业的角度提出一种现实的问题。而在邵根伙的语境下，他们所倡导的概念会有力地推动大北农真真正正地“大”起来，这又是一种“延伸力”的思路。
文化未来
邵根伙的办公室就是会议室，也许由于公司网络覆盖到20多个省市，在他的概念里，会议室是最好的办公室。这样看来邵根伙一定会忙得很，而事实却是，他用充裕的时间考虑着大北农的整体战略，并用博士的逻辑能力组织起来，成为一个严密的系统。在这个庞大的管理系统中，他开始有意识地注入文化。
邵根伙最大的成功是敢于放权，而最大的奇迹在于，放权后，下面没有滥用职权的现象。邵的这种驾驭能力还真值得研究，他称，他只管七八个人。包括几个副总裁和一些中层领导，然后层层地将整个公司抓起来，“纲举目张”用在这里很形象。但让人困惑的是邵根伙如何将管理链条一环环地联接下去，也许，他最初的创业伙伴一个也没有离开，只能说明他个人魅力的一部分，因为在管理层面上，需要的是能力与天分，但邵根伙“简单”地将一切归结为大北农的文化。
不论是“科技兴农，争创一流，共同发展”的企业价值观，还是“报国兴农，成就自我”的企业理念和“不抽烟不酗酒”等八项守则，无不证明大北农文化言语与行动的统一；让别人惊奇的是，邵在事实上将大北农变成了一所学校：组织各类专家科研攻关、培训员工、培训农民，大北农又联合中国农科院主办了中国农民大学，成立了大北农发展学院和大北农农业科技研究院。每个员工在入职前都要经过严格训练与艰苦学习，让大北农的企业文化成为一种企业的公共语境，在这些骨架上，通过制度建设，使得企业文化得以成熟。这种文化的塑造力十分强大，间接地，也结构了大北农。另外，大北农推出了科技奖励和奖学金，以一种社会公益的姿态来进行市场的攻略，在这一点上，邵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者。
邵的一句话很有意味，农学毕业的学生每年有40万，两年80万。而中国的自然村数量也大约80万个，如果大学生都回到农村一线去，只需两年，每个村庄都有一个农学毕业生，这样的覆盖率，如果确实发生作用，中国的农村就会变样。[5]
社会任职邵根伙任中国农学会农业产业化工作委员会副理事长。
邵根伙任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副会长。
邵根伙任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会长。
邵根伙任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
邵根伙任中国种业协会副会长。
邵根伙任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第十一届常委。
邵根伙 发表演讲
邵根伙任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兼职副会长。[7]社会活动2021年12月，大北农集团董事局主席邵根伙以个人名义向厦门大学捐赠人民币1亿元。[4]
2022年1月12日，大北农集团董事长邵根伙博士以个人名义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一亿元，助力中国农科院“三创”事业发展。[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