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宣扬“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对经济自由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自由经济”思想是斯密整个经济学说的中心，李嘉图也阐明过同样的思想。经济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是长期发挥重要作用的思想主张。经济自由主义者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非一概反对政府的作用，然而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政府的干预过度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统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面对“滞涨”局面而束手无策的形势下，资本主义世界又纷纷兴起了新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它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特别是市场经济中一切活动的前提；交换和市场的自发运行有充分 的效率；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外贸政策。新自由主义是坚决反对政府的过多干预。新自由主义不同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之处在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完全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则一般都主张在国家干预下强调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主义
是古典自由主义中的经济部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发展于启蒙时代，亚当·斯密被视为第一个阐述此思想的学者。他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降至最低，但他也不反对由国家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财产。一些发展于18世纪的理论，认为人们只要保留他们拥有的经济设备，而不是交由国家控制，那么将会创造出一个和谐、平等且日益繁荣的社会。这加强了18世纪末期，走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潮流，后来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转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并发展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私有财产和个人契约组成了自由主义的基础。早期的理论，假设个人经济活动是大量建立在自我利益之上，（看不见的手）让他们在没有任何限制之下行动将产生最佳的结果，（自发秩序）并提供了最低标准的公共资讯与正义。例如，没有任何人被允许去胁迫或窃取。
经济自由主义支持政府除去市场的限制，并认为国家有提供公共财的合法地位。例如，亚当·斯密认为国家应担任起提供道路、运河、学校与桥梁等私有实体无法有效执行的角色。然而，他更喜欢使用者对这些财货的消费付出一定比例的费用（如公路收费系统）。另外，他支持能促成自由贸易的报复性关税，也提倡著作权和专利以激励创新。
最初，经济自由主义是用来对抗，支持封建特权、贵族传统和君主为了他们本身利益而运转国家经济的人士，而这些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被大量废除。
19世纪中期，林肯遵循辉格党的经济自由主义，包括增加国家控制如铁路的供应和管理。太平洋铁路法（Pacific Railway Acts）提供了第一条跨大陆铁路的发展依据。
今日，经济自由主义结合了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一些学派，特别是自由保守主义。
基础市场要求清除那些给追求个人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所有者带来不便的种种行政的或政治的障碍，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已经变成一种理性的行为模式。这正是经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提倡经济自由主义的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徒鼓吹让民族国家服从于经济主宰者对经济自由的要求，禁止对市场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的任何管制，反对出现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主张公共服务普遍私有化，减少公共和社会开支，而这些正是为社会基础服务的。
而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在9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在思想界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它有很深的社会背景：权力资本化从商业资本、生产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新的强势集团基本形成，它要求相应的思想理论，并且形成经济学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垄断和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学的垄断；渐进改革逐步放弃了对于弱势群体的补偿，剥夺性质日益明显，这就背弃了渐进改革的最基本精神，每一次“与国际接轨”的体制改革，都产生一小撮暴富者，淘汰出一大批劳动者。
经济理论通过自己的存在首先是思想形态的存在与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分离开来，这种思想形态最经常地以纯粹抽象的和理论的形式出现，它们特别倾向于把逻辑事物同事物的逻辑混淆起来。经济理论倾向于赋予现实以极端合乎逻辑的神话。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对经济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起了重要作用，因为这是经济自由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样：不仅是在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中贫困人口所占比例日益增大，收入差距超常增长。
区别
当中一些人认为根本没有政府能运作的功能存在，一些人则认为应该限制政府只提供司法、治安、和国防以抵挡外国入侵（小政府主义）。
缺点
贫富差距太大，是因为商人太自由了，发展到惟利是图，不顾消费者的利益，更谈不上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贪官污吏也是太自由的结果，没有人监督，自由自在谁不想多捞一点。至于社会的道德沦丧，寡廉鲜耻更是人性的大暴露，是过分自由的结果。于是把当今的经济社会问题统统都推给了经济自由主义。而且经济学理论里确实有经济人的假定，假设人都是追求自己利益的，而且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立场还得到承认，说是社会创造财富的推动力。正因为经济人的假定，许多人认为当今的丑恶是和经济自由主义有关。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经济人的假定确实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经济学中不但不反对企业追求利润极大化，而且还要求企业这样做。公有制企业的大毛病就是领导人不追求企业的利润而追求个人的利益。经济人的假定还要求个人或家庭要效用极大化，买东西要精打细算。总之经济学要求大家追求利益，而且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够创造最多的财富。这样看来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责难似乎并不错。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如果说经济自由主义错了，意味着市场经济也错了。那么我们整个改革就是走错了路。下一步就应该回到计划经济去，这也给政府干涉市场创造了理论根据。我认为这种看法非常危险，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澄清。我同意经济人的假定有其片面性，它没有把经济人假定的背景条件明确地说出来。这个背景条件就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由人，他们的利益都同样受到尊重。因此每个人享受自由的同时必须尊重别人的自由。这个背景条件非常重要。它必须和经济人的假定同时列出来，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中外的大学问家都谈过自由。比较一致的意见都把自由解释为对必然性的认识。孔子说“六十而知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是这个意思。不认识客观规律，自以为得到了自由，其实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不过经济自由主义中的自由，意义又更深一层。它不仅仅是一种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且还是行动的规范。我把经济自由主义解释成“不妨碍他人的自由”，或者更进一步“自由选择形成双赢”是为经济自由。为什么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反而成为自己的自由呢？这要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就创造了一个没有人妨碍自由的环境。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妨碍自由的环境里，岂不是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这个例子说明从个人的立场看问题不同于从全社会的立场看问题；从个人看是自由的减少，而从全社会看则是自由的增加。人类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里普通百姓是没有多少自由的，原因就是有些人的自由太多了，干涉了别人的自由。反过来看也是一样。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里普通老百姓是很缺少自由的。限制自己的自由，不要妨碍他人的自由。所以说“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我们往往看到由于爱的方法不对，干涉所爱的人的自由，好事变成了坏事，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配偶干涉对方的交友，把原本美好的事搞糟，令人非常惋惜。即使对于自己的孩子，由于爱而不得不干涉他(她)的自由时，也要非常谨慎。因为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旁人无权干涉。所以说，不但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而且也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在有些情况下，也给敌人以自由，可以化敌为友。所以尊重别人的自由，不要麻烦别人，勉强别人做不情愿的事，是个人修养的一条原则。从社会上讲，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是一个平等社会的必然结果。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享受的自由是同样多的，因此每个人要限制自己的自由。我们来看看，是什么人起劲地反对自由主义，正是那些想保持特权的人。当然也有少数不明白自由真意的人以为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所以反对自由主义，那是对自由的误解，并不是真的反对自由主义。可是想保持特权的有心人，往往利用对自由的误解的人来反对自由主义，后者还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最后损害了自己，那是很可悲的。团体与团体之间，甚至于国家和国家之间，尊重对方的自由也是避免大规模冲突的原则之一。自己看不惯的事也不许别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强迫别人也去做，往往是国家间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通过市场可以以合理的价格得到资源，争夺资源的战争不大可能发生，而干涉自由的战争正在成为战争的主要原因。就经济学而言，尊重各方的自由是交易的基本准则。只有平等自由的双方达成的交易能够同时给双方带来利益。因为使一方受损的交易不可能同时为双方所同意的。更为重要的是，双方同意，双方得益，一定有财富的增加。否则一方得益另外一方必将受损。所以交换产生财富。市场经济能够使社会财富蓬勃喷发，原因就在于此。相反一方受控的交换就会发生剥削。社会财富未必能够增加。靠剥削，一方得益另一方受损，社会财富总量未必增加。剥削不能够使国家富强，创造才能够使国家富强。所以平等自由的交换在经济学里至关重要。少了平等自由，剥削在所难免。国家不但不能富强，而且往往是内乱的原因。缺了自由平等的社会很容易走向动乱。在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一切交换都使双方得益。如果企业家赚了一百万，那么和他打交道的人也能同样赚差不多的钱。并不是企业家赚了一百万，社会就少了一百万。所以企业家赚钱对社会有功。这和我们普遍的认识大相径庭。传统经济学认为交换不产生财富，那么一方得益另一方必定受损。交换是零和游戏。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了交换的障碍和经济的停滞，甚至人民的内斗。把创造财富的企业家看成是剥削者。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经济自由主义有多么重要。
自由主义
【解释】：主张个人自由发展、自由表现的看法或人生观。
【资料】：近代工业革命大幅提升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但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浮上台面，例如污染、童工，和都市人口过于拥挤等。物质和科学上的进步增长了人类的寿命，减少了死亡率，也因此人口爆炸性的增长。而这造成了劳工过多的问题，减低了平均的工资。米尔顿·佛利民指出这个时代造成的现象不是贫穷人口增加，而使“贫穷现象更显而易见”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如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威廉·冯·洪堡则认为这些问题将会由工业社会自身进行修正，而无须政府的干预。
在19世纪，多数的民主国家都延伸了选举权，而这些新获得选举权的公民往往倾向支持政府干预的政策，由于识字率的提高和知识传播的发达产生了在社会上各种形式的行动主义。19世纪产生的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成了第一个从古典自由主义里分裂出来的重要流派，社会自由主义主张立法禁止童工和规定劳工的最低工资。
古典自由主义相信自由的哲学应该在每个领域都同等扩大（而不是在某些领域受到局限），他们非常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如枪枝管理法、平等权利法（Affirmative action，鼓励录用女性和少数族群的政策）、高税收、社会福利和支持公立学校。
在美国自由主义一词早已改变了原意，哈耶克认为涵义的改变是从罗斯福任内开始的，罗斯福实行的新政在当时被贴上社会主义和左翼的卷标，由于担心这些标签的负面影响，罗斯福于是改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自从那时开始，自由主义一词在美国改变了涵义，与原本18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完全不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