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华，1911年11月21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1920年夏，随全家到北京定居。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逮捕了李大钊并将其处以绞刑，李星华娘儿仨一同被捕，在监狱关押二十三天。她在法庭上机智地回答了敌人的审问，使大哥李葆华躲过了敌人的搜捕。李大钊就义后，京师警察厅勒令李大钊遗属限期离京。1927年5月10日，李星华全家被迫回大黑坨村。她从此辍学，在农村照料重病的母亲。一直到1931年的暑假，才又带着弟弟和妹妹回到北京复学。第二年，她升入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生活无法维持时，她在父亲朋友的关照下，勤工俭学、给学校刻印法文讲义蜡版，每月补贴一些生活费用。[2]
1932年春天，她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同年夏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党的地下革命工作。她借给学校刻印讲义为掩护，为党刻印革命传单。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参与营救被捕同志。同年，初冬，因情况变化，她失掉了党的关系。
1933年春天，把母亲接到北京，准备安葬父亲。4月23日，在党组织安排下，李星华同送葬队伍一起把父亲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安葬父亲35天后，母亲赵纫兰病逝。她在亲友的帮助下，将母亲和父亲并排葬在万安公墓。这年暑假，李星华升入孔德学院社会科学系。
1935年12月，李星华投入“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
1937年夏天，她由中法大学经济系毕业。
1940年11月6日，几经周折，到达陕北延安。到延安后，她选入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之后就长期在延安中学教书。
1942年，她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
1945年重新入党，在保卫延安的战争中，她跟着学校辗转于陕北的群山中，仍然备课教书，始终如一。
1947年9月，随学校东渡黄河，到晋西北的临县等地，参加了郝家坡等村的土改调查。全国解放后，李星华从延安回到北京，分别在师大女附中和马列主义学院第二分院任教。
1956年起，她开始从事民间文学工作。她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部和采录编选部负责民间故事采编工作。曾整理出版《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受到了国内外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好评。此集还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
十年文化运动浩劫中，李星华一家受到残酷迫害。因郁愤成疾，她双目失明。在失明的情况下，仍坚持整理编辑《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
1979年11月李星华病故。她去世后不久，《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出版了，为读者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4]
个人生活家庭情况李星华有一个哥哥：李葆华，有两个弟弟：李光华、李欣华；有一个妹妹：李炎华。
李星华合照
情感生活1933年与贾芝结婚。
主要成就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教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曾整理出版《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又名《白族民间故事集》），受到了国内外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好评。
个人作品《十六年前的回忆》《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作品详解《十六年前的回忆》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我奇怪地问他：“爹，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
待了一会儿，父亲才回答：“不要了就烧掉。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父亲是很慈祥的，从来没骂过我们，更没打过我们。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多忙，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竟这样含糊地回答我。
后来听母亲说，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才过了两天，果然出事了。工友阎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第二天，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我们心里都很不安，为这位工友着急。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什么？爹！”我瞪着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看看去。”
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外走。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
“不要放走一个！”窗外一声粗暴的吼声。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
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你认识他吗？”
阎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
“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别让他自杀，先把手枪夺过来！”
他们夺下了父亲的手枪，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父亲保持着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
十几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女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
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
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姥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
过了好半天，母亲醒过来了，她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我低声对母亲说：“妈，昨天是4月28日。”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
文章背景：该文是李星华1943年在延安写的一篇回忆录，当时正值其父李大钊同志遇难十六周年，故文题为“十六年前的回忆”。[3]
文章影响：《十六年前的回忆》被选为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六年级·下册》第10课的课文 ；后被选为部编版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六年级·下册》第11课课文。[5]
